【小哈划重点：美国在产业已经充分竞争分化，完全社会分工之后，才进入互联网。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互联网是为充分竞争的社会分工，提供了效率工具，或者叫信息化工具。相当于在外面包了一层信息化的皮。中国互联网，它所面对的产业正开始或迅速发展。它在产业还没有充分竞争的时候，就嵌进了产业里边，跟它一起发展。】
2023，有人已满怀期待，有人仍抱有疑虑。消费热潮何时回归？风险与挑战依然不小。
厘清宏观经济脉络，有利于我们理性认知外部世界，找到让内心平稳的锚。
而只有把时间周期拉长，才能看出政策的真正意义。
今天上午（3月4日上午），峰瑞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李丰再次做客混沌app。为我们详细阐述了如何观察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
怎么看待“反垄断”、“双减”与“延迟退休”等一系列热点政策?
如何理解2023年的经济政策走向?
经济复苏的可能路径有哪些?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新一年?
政策放开后压力变小后，2023的各个行业、以及过去政策遗留下的问题如何解决？
李丰老师说，在研究宏观的时候，比较难的事情是，你要努力跳出被情绪影响，从自己当前的立场或观点中抽离出来，然后尽量把相对长期的政策点连起来，不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
“现在大家情绪稍微好一点了，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待一些问题。角度只代表我自己，供你参考。同意与否没关系，多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总不是坏事。”
授课老师 | 李丰 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
编辑 | 混沌商业研究团队
支持 | 混沌前沿课
01
如何理解政策的延续性？
什么是政策的延续性？举个例子，作为公司的战略管理层，在制定一个政策的时候，往往有一半的政策是面向过去的问题，有一半的政策是面向未来的计划（或称战略）。
2021年的“双减”，前不久的房地产政策转型，以及延迟退休……该如何理解这些政策制定背后的原因？
当把时间周期拉长，或许就可以从过去找到一些答案。
1978年，中国有9亿多人口，接近80%是农村劳动力。当时最大的红利是有3亿多农村劳动力转换成了产业工人，也就是外出务工人员。
从1995年到2012年，我们变成了制造业大国，增加值全球第一。这些人是最大的贡献者之一。
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依据不同的口径，中国的留守儿童和城市边缘儿童总数一度达到近亿。当然这个问题近年来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从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加入WTO、转化农村劳动力到产业工人，这么长的时间中，3亿多人背后的这些留守儿童和城市边缘儿童，大概在10几年后就成长为今天的社会青年。
可以判断，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大多没有受到充分的教育。如今，凑巧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新的服务行业出现了，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我们有了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专车司机。但一些问题仍然不好解决，比如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子女入学教育问题、医保的异地结算等问题。
讲完这些事之后，我们就理解了一枚硬币的背面。城市的大规模发展，需要非常多服务行业从业者。能不能保证在10或15年之后，还有新的方向，像外卖、快递、专车行业一样，让没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来就业呢？
怎么办？我们需要让这些务工人员能有社保，医保，能看病，能报销，能让孩子跟在他们身边读书等等。所以，某种程度上，有挺多的政策，是为了这些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制定的。
今天我们已经改革开放了40年，积累了不少硬币的背面问题需要去解决，也有无数的硬币正面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再举一个例子，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延期退休的问题。中国人口面临老龄化，通俗来讲，是工作的人少了，养老的人多了。换个角度来讲，是每一个劳动力的社会扶养成本提高了，以前是两个工作的人养一个老人，将来可能要一个工作的人养两个老人。
如何应对这一必然挑战？一则需要提高工作的人的附加价值。如何提高？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受教育水平。二则需要降低生活的总体成本。如何降低？房地产去金融化、兴建廉租房、共有产权房、“双减”以降低教育成本等。
以上，是纵向的问题，还有横向的问题。
例如，在新闻当中，我们总看见一个词叫做要素流动。今天的江浙沪，包括珠三角，都是就业人群比较爱去的地方。这些人群的社会成本主要在他的出生地，落后省市把他养到成年。接下来，他的GDP贡献主要产生在其他大城市。这也就能理解中央来转移支付，从发达的地方收税，给欠发达的地方补贴。
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些政策的时候，只有站在更大更宽的历史周期才能一定程度上理解政策制定的延续性问题。哪些点是可以连在一起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
02
你的企业和反垄断有多大关系？
反垄断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也要从历史来看。
首先，中国的反垄断不是去年或前年才开始的，是从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中国反垄断的目的从结果看，叫做“多元化市场竞争主体”。
举个例子，中国经济是怎么发展的？在过去40年，在几乎绝大部分或所有行业当中，从早到晚或者从快到慢，实现了一次国退民进。
1980年以前的中国，全部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叫公共所有制企业。不论重工业、轻工业、房地产、社会流通、社会服务，这些行业后来才逐一开放。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在这一过程当中，民企还没发展到垄断水平。中国过往的所有反垄断，主要针对的都是国企。
被反垄断的行业都经历了这样的事：
第一件事，政企分开。比如把中国电信管理局和中国电信拆开，不允许企业具有行政职能；第二件事，一拆多和多拆碎。比如中国电信的分拆，经历了一拆二，二拆三，最后一拆七，包括中国电信、移动、联通、卫通、小网通、吉通、铁通。
所有这些事情的目标很明确，叫多元化市场竞争主体。
如果没有电信的反垄断，肯定不会有华为。如果华为在80年代中后期创业的时候，只有中国电信这一家公司，华为应该拿不到订单。作为新兴的民营企业，你难以想象去给一个单一市场主体，唯一的一个市场主体提供研发设备。
还有一家公司跟中国电信业的拆分有关。我上大学的时候，最热门的通信设备是BB机。BB机再往下，到省级运营的时候，就变成了更多元化的主体，有很多民营公司都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都可以参与。于是在1994年，借着电信拆分，多元化市场主体竞争的格局出来了。
那么谁出现了？是腾讯。腾讯创业初期的业务就是给BB机公司做通讯服务软件。如果只有一个运营市场主体，只有一个中国电信，可能不仅没有华为，也不会有腾讯。
其实互联网行业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任何国退民进的行业。它不是原来国有垄断，然后逐渐开放给外资和民营企的，而是一开始就被民营企业或外资占据的行业。
互联网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特征。有很多商业模式天生具有网络效应。什么叫网络效应？越大的时候越好用，越好用就会导致越大。越多人用它就越方便，越方便就会导致越多人用。网络效应这句话的背后就是垄断效应。有网络效应，所以它难免进入可能的垄断循环。
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中国互联网跟美国不一样。有非常多同行，问我们关于中国产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和SaaS相关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美国在产业已经充分竞争分化，完全社会分工之后，才进入互联网。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互联网是为充分竞争的社会分工，提供了效率工具，或者叫信息化工具。相当于在外面包了一层信息化的皮。
中国互联网，它所面对的产业正开始或迅速发展。它在产业还没有充分竞争的时候，就嵌进了产业里边，跟它一起发展。中国的互联网模式，都是在产业发展时介入。所以它更深地介入了产业数字化。
比如美国出现Uber时，专车服务已经成熟了很多年。Uber开始启动得很容易，是把原来用专车的人和原来开专车的人做了一个供需匹配的信息连接。
中国的专车服务行业在专车APP出现的时候，几乎不存在。是中国的APP互联网平台，推动了专车的发展，所以也只有在中国，你才会享受到这样的专车服务，因为标准是它制定的，招募司机，审核司机，培训司机的标准都是它制定的。比如必须配两瓶水，至少是B级车以上。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平台，效率、就业效率都非常高。由于它是嵌在产业里做的数字化，并定义了产业分工，所以它的数字化程度也非常高。但挑战是，可能会碰到反垄断的边缘，因为当有了网络效应，且没有任何国退民进过程时，可能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较少的市场主体就能定义的市场，即会影响整个行业，所以容易碰到反垄断的边缘。
所以，解释完以上所有，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次板子开始打在了民营企业身上了。
反垄断不是针对民营企业或互联网平台的一次突发性的事件。反垄断本身也不是一个需要把企业消灭作为结果。
03
大国博弈与全球化，重新理解中美贸易关系
《全球化简史》说全世界经历过三次全球化。第一次全球化，起始于15世纪，尤其是15、16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在一战开始到二战之间，全球贸易进入了非常差的倒退状态。大家都极大地提高了关税，还有很多战争发生。
第二次全球化，发生在二战之后到1980年代前，是全球经济或者需求复苏带来的。加上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协定。
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由于没有发生过本土战争，但参与了战争并提供了主要资源，所以成为了最大受益者。一战，美国没有参战。一战之后，美国从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二战时，美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强国，是全球第一大的军工厂，非常多的国家委托美国造武器。因为当时全球贸易差，汇率一塌糊涂，货币印得一塌糊涂，大家都拿黄金来买武器。
所以二战之后，美国一个国家拥有了全球流通黄金的3/4。
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生前提。于是，美国把大家约坐一桌开会，商议后制定了35美元对一盎司黄金的美元标准，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至此，美元变成了全球的交易和储备货币。
到1970年代，美国有1/3的外债，它的黄金已经不能支持它发行的美元债务。但因为大家对美元的需求量太大，造成了第二次全球化。各个国家终于可以有了一个交易的对象，一个交易的标准。第二次全球化中，日本复苏。
第三次全球化，从1980年代开始。第三次全球化之前，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1971年，美国因为有1/3以上的美债底下没黄金了，所以强行宣布取消布雷顿森林体系，引发不少混乱。
第二件事，发生了第一次能源危机。
第三件事，科技进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集装箱和集装箱船使得海运成本降低了几乎十倍。为什么美国能够在不保兑黄金之后，仍然作为全球的交易和储备货币？因为它推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
此外，因为海运成本的大规模下降，这一次全球化的载体，变成了制造业的全球分工。我可以把一个零件运来运去装配。以前的制造业，以日本为例，叫做垂直整合。日本一个经济学教授回顾日本经济，他说日本之所以失去了20年的经济，是因为日本没有赶上水平分工。什么叫水平分工？比如今天的苹果，所有的制造都是外包在全球各地，各环节上。而日本都是垂直整合的，自己从头到尾什么都做好。
海运成本的大幅下降还带动了一件事。即美国企业的国际化。今天你知道的所有美国品牌，不管是服装，食品，必胜客还是星巴克，全都借助此次大规模全球化，遍及了全球。今天的WTO叫世界贸易组织，它的前身叫官贸总协定，也是美国主导推动的一个贸易规则体系和贸易规则体。
当然，中国在其中非常受益，我们加入WTO，赶上了全球化发展最快的一段。到了金融危机阶段，我们变成了制造业超级大国。
这个故事的背面是说，为什么从2008年的贸易战开始，全球的贸易体系就没有达到过以前的程度和发展速度，以每年小于全球经济的速度在发展。这条曲线不光变平，而且缓慢下降。过去二三十年发生的事，跟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讲了一个观点。这是一次由海运成本降低10倍带来的全球化。早些年，中国在全球的大港很少，而现在，中国已经在全球前十大港中占数过半，超过2/3了，成为了巨大的航运贸易国家。
那问题来了，当你今天去解读所有的国际形势、经济的时候，比如我们的芯片受制裁，实体被纳入制裁名单，等等事情让你觉得很委屈，部分意义上是没办法的。刨去经济结构之外，因为我们是加入了别人推动和制定的规则，并且以他推动的金融体系作为辅助支持体系的全球化的过程。
上述这些历史可以帮你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先讲结论，我们本来不是一个能够大规模受益于海运带来的全球化福利的国家，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
什么叫受益于海洋贸易全球化？看世界格局，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个亚洲四小龙，全部都是百分之百受益于海洋贸易的地区。我原来在混沌推荐过亨廷顿写的一本书，叫做《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你会发现曾经跟中国站对立面的，几乎都是海洋国家。
中国今天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强。在制造业当中，全球的消费是这样构成的，全球2022年贸易逆差中的40%多是美国一个国家的贡献，全球贸易顺差当中的30%是中国一个国家的贡献。
中国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也是推动全球贸易体系建立。由中国参与推动和制定的贸易体系和贸易圈。
04
高铁的背后是一盘大棋
如果研究你会发现，中欧班列，中欧班列运送货物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的比重是在逐年提升的，从2015年的1%增至2021年的8%。
中国2013年跟韩国并列全球造船规模的第一名。但是我们造大船的能力，至少还不算最好。造飞机能力，肯定也有待提高。我们造铁路非常厉害，现在是全球效率、性价比最高的。
如果你关注最近这两年的新闻，中国到东南亚的高铁，中泰、中缅、中老，时常被阻挠，起起伏伏，但也修通了其中很大一部分。
这个连起来，核心需求是推动或者努力推动一个新的贸易体系，这个贸易体系是以陆路为主的陆海联运，在美国制定或推动的这个贸易体系全球化之外或者之上，再来发展一个更大或者更全的贸易体系，并且是我们参与推动和制定规则和团结贸易伙伴所带来的。
所以，我们国家花了很大心思，2004年开始做了一版中长期铁路规划，同时包含欧亚铁路网的推动和建设，到今天已经跨越了大概20年，中间经历了非常多起起伏伏。
总之，回顾历史，你可以理解很多经济和政策的动向。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最后事如果做成了，和美国1980年代做的事受益结果一样。
第一，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第三，相关服务和支持体系的国际化（含金融）；
第四，通过贸易形成伙伴关系。
05
引领全球化需要新的产能布局
要想推动规则的建立，是不容易的。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基础设施建设，团结贸易伙伴之外，也需要其他方向的努力。
过去一年，尤其是在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家非常强调内需这件事。
有一则新闻很重要。在过去疫情的三年期间，除了中欧班列之外，东盟国家超越美国和欧盟，变成了中国进出口最大贸易伙伴。
这意味着什么？进出口双增的原因，是我们需要留出一些空间，让别人赚钱。一部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链开始转移出去。我们把东西加工到中间，转移了装配和终端制造环节。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出口也增加了很多？因为做完了要卖回来。之所以要卖回来，是因为中国有全球接近第一大的消费市场。
今天你看见所谓叫做有很多饱受讨论和争议的新闻，关于中国供应链的转移，某种程度上它是中国公司的供应链转移，而不一定是供应链的去中国化。
我们加入的上一个全球贸易规则，是我们做所有的东西，赚了比较辛苦的钱。现在，不管从何种角度，我们在变成卖家之外，也变成买家。
再举一个例子。
今天你看到的房地产政策，不是180度的掉头转向，而是把房地产金融泡沫挤掉。
中国从1995年到2015年之间，印出来的钱聚集在三个池子里：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产能扩张。我们需要解决过度蓄水或者叫泡沫的问题，日本曾经在这些问题上栽过跟头。
1989年，日本资本市场的市值一度占全球资本市场市值的45%，是美国的1.5倍。在1995年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日本跌掉了相当于3年GDP的资产。日本金融危机大概就这样发生了。有一本书叫《大衰退》，描述了日本的那段往事。
日本的情况叫溃坝。相较于溃坝，更好的方式是泄洪。所以，我们在把房地产的金融特征拿掉。所谓房住不炒的概念，就是把投资新需求和金融新需求撇掉。它不再是增长的代表，但它是基础的代表。地产能不能稳得住，决定了经济基础结构能不能稳住。
所以，中国的内需既跟外贸有关，需要卖给别人东西，也代表了自己需要买自己造的东西。再拿中国的汽车行业举个例子，中国去年做了购置税减免之后，中国汽车2017年以后第一次出现了正增长。正增长的前提是，去年5月新车销售月均同比下降了17%。但通过6月份以来的刺激政策，导致全年实现了正增长。
除此之外，在2017年中国汽车新车消费达到顶点的时候，也是第一年中国汽车出口超过100万台。2021年中国汽车出口超过200万台，去年已经出口接近300万台。并且我们的单车货值从2017年的9万元提高到了现在的12万元，新能源汽车起了很大作用。
去年中国一个国家购买的新能源车，是全球所有零售新能源车市场的超过60%。在中国产业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的刺激下，新能源车带来新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结构。不再是燃油发动机和总成，而是一些新的汽车结构，智能化、电动化的结构。新结构也催生了新的供给。也就有了今天资本市场上大热的宁德时代、比亚迪，也包括造车新势力企业。
中国从2003年就变成了全球汽车零部件的第一大生产国，但以中低附加值零部件结构件为主。从2009年开始是全球新车销量的第一大国。但这两件事情，都没能让中国爬上产业链。
但新能源车带来了新的结构，也带来了整个供应链和产业格局的变化。今天中国在新能源车的供应链上从整车品牌到相关零部件，都是中高附加值产品，比如电池、电机、电控等等。这跟当年只做结构件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宁德时代或有些电池生产商开始去全球做产能，相当于把一些东西挪给别人去做。
这就是新内需的典型代表。内需，就是要解决类似的问题。当然，汽车行业比较特殊，我们只是以这个行业为例。
在中国非常多的新兴行业当中，不光是汽车与消费电子，也许将来的家庭用品，甚至将来的化工行业，或者相关纺服的新材料，所有这些行业都有可能因为产业链的结构变化，产生出新的机会。这种新的机会是中国最需要的创新机会，因为它同时解决了你代表了国际领先的需求，同时使得中国原有的产业链从大变成了强、从中低附加值的大变成了中高附加值的大。
从过往到今天，尤其是经历了极其跌宕起伏的这3年。很多人说，我要看看未来长什么样？那你不妨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你对过去的看法是否都正确？以及，你是否思考过，什么事情会延伸到未来？
我今天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讲述，但只是提供一个角度。未来充满变化，希望站在2023年年初的你我，能努力去尝试想想看今年和之后的五年十年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