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哈划重点：日本政府的厚生劳动省也建立了医疗事故数据库，成立了由医生、律师、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医疗事故信息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全国医疗事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研究如何预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以及发生重大事故时如何应对......在日本，能够被人称为“先生”（相当于“师”）的人，只有四种人：第一是教师，替你解惑。第二是医生；替你治病；第三是律师，替你维权；第四是议员，替你诉求。】
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医生，在自己的工作台上遭到病人家属的残忍割喉，看了这一段视频，感觉浑身发抖。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最后却被杀死在自己的医院里，这一悲剧，不仅会让大批的孩子们不敢报考医科大学，就连当班的医生，都会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一份忧虑。
医患问题由来已久，最核心的问题，是缺乏相互间的信任。而这一份缺乏，并不仅仅存在于医生与病人之间，而是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越来越进步，日子越来越富裕，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不信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需要反思的东西很多。
杨文医生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建设一个人性善良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抓GDP的增长率更为重要！
一名网友给我留言，他说：徐老师，我是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近几年频发医生被杀事件，您能给我们讲讲日本的医患关系？
我答应他写这一篇文章。
在讲日本的医患关系之前，我先来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今年5月份，我在上海的一位朋友的妻子，得了脑瘤。我把她接到东京，联系了一家著名的医院。动手术前，医院提出要与病人和家属举行一次手术说明会，第一，是说明病情，第二要解释整个的手术流程。病人家属起初感到很为难，因为一直将病情瞒着病人，生怕她绝望。但是，医生要我翻译一句话给她的家人听：治病最好的药，是来自于病人自身的信心，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医生决定给她动手术，这就意味着，医生有把握拯救她的生命！
那一天下午，参与手术的医生都来了，有脑外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眼鼻科、还有麻醉科的医生，朋友的妻子坐在会议室，第一次听说自己得了癌症，眼泪是哗哗地流。但是，当听完主刀医生有关她病情的诊断分析，尤其是听完每个学科医生在电子板上画出一张张手术示意图，给她介绍手术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她不哭了，因为她相信，医生有很大的自信与把握来完成这一台手术。
当医生回答完病人家属的最后一个疑问，我看了一下手表，整个手术说明会花了40分钟的时间。
说明会结束时，医生最后跟病人说的都是一句话：我们一起努力，手术一定会成功！
动手术的那一天，医院特别给病人的家属，在手术室不远处安排了一间休息室，准备了茶水，打开电视机，让病人家属休息等待。病人家属依然有很大的不安，问我要不要给医生塞一点红包？我说，日本法律是禁止给医生送红包，严重违反者要被吊销医生执照。
整个手术采用微创方式，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每一位医生做完手术后，都会来到休息室，向病人家属介绍手术进展情况，请家人安心。
手术已过去半年多，这位病人牢记医生的一句话：“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现在恢复的很好，已经回单位上班。
我是第一次亲历日本医生如何对待病人的全过程，虽然患者是一名中国人，但是我相信，日本医生对待本国国民，也一定会是同样的态度。
那么，这一个事例给予我的最大感悟是什么呢？是医生与患者之间构建的一种信赖关系。病人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医生，是因为对医生充满了无限的信任。而医生接受病人的生命寄托，感悟到的是一份责任，必须对病人的生命负责。
信赖是日本医患关系的根本！而这一种根本，来自于一种大环境的熏陶，那就是日本整个社会都讲究信任与责任，很少有相互欺诈，以及相互提防的动机。
良好的医患关系，还体现在医院对于病人的护理上。
日本不管医院大小，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病人家属不许陪护。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医院不许病人家属陪护，那病人由谁陪护呢？答案很简单：由护士陪护。
护士能否做到像家人一样的贴心服务？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在日本的一位好朋友，开车时不小心撞了，结果多处骨折。被送进医院之后，吃饭上厕所都成问题，又刚好遇到夏天，自己无法洗澡。
于是日本女护士给他喂饭，扶他上厕所，最为关键的是，女护士还天天帮他洗澡，换内衣内裤。住院半个多月，我那位朋友居然爱上了这位女护士，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温柔体贴的女人。出院后，这位老兄就频频约女护士吃饭，最后约到了床上，如今两个人已经生了2个孩子。
当然，这样的中日联姻，应该是属于个案。而这一个案诞生的背景，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基本认知，那就是：专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人士来做。所以，在日本的医院里，没有中国那样的护工，都是一些经过专业训练，拥有国家资格证书的护理人员。医院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医生、护士及患者之间连绵不断的问候声中开始，一举一动体现着对生命的敬畏。
就像日本将医院称为“病院”，而不叫“医院”一样，“病”和“医”的一字之差，体现着日本医疗机构的理念：治疗的场所要以病人为中心，医护人员是帮助病人康复身体。
日本的病人与医生之所以能够培育起良好的信任关系，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是日本健全的医保制度。
日本医保制度有一个核心的规定，就是凡是政府批准可以投入临床治疗的所有医药品（据说有1万多种），全部适用于医保，也就是65岁以下的人，个人只需要承担30%。75岁以上的老人，个人只需要承担10%。而日本的大病救济制度，又有一个很好的保证：你一个月的医药费如果超过了8万日元左右（根据个人收入，上下有浮动），大约5000元人民币，那么，不管总额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日元，超过的部分，全部由政府买单。
其次是医药分离，除了急救和住院病人，一般病人的治疗，都是医生开药方，你到日本全国任何一家医院去取药，医院不赚病人的药钱，只赚病人的诊断治疗费。
更因为医生的收入，只拿基本工资，不与医疗行为挂钩，所以，不会出现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问题，更不会出现医生抢病人的问题。
日本的这一医保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病人和病人家属不用担心医生乱开药、乱用药、乱治疗。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之外，医生这一职业，在日本备受全社会尊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日本，能够被人称为“先生”（相当于“师”）的人，只有四种人：第一是教师，替你解惑。第二是医生；替你治病；第三是律师，替你维权；第四是议员，替你诉求。其他的人，包括大公司社长，著名艺人，都没有资格被称为“先生”。
在日本的各个大学中，医科大学的学费是最贵的，有些专业甚至比一般的学科贵一倍。而且报考的门槛很高，公立大学的医学系，一年往往只招几十个人，竞争异常激烈。像东京大学医学部，是全日本最牛的医学部，每一年，一个县（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能够有一位孩子考上东京大学医学部，那已经是出了“状元”。所以，能够学医的年轻人，都是考分最高，智商最好、学习最为努力的人，因为本科一读就要读6年。
为了写这一篇文章，我微信采访了一位在日本做医生的中国人朋友，这位女医生是东京一所著名医院的医生，已经在日本行医11年。她告诉我一个事例：在日本买房子，你是外国人，工资也不是很高，但是银行一听你是医生，尤其是一名外国人拿到日本的医师资格，对你会肃然起敬，毫不犹豫地会贷款给你。
她还说，在日本当医生，从来没有患者或患者家属要你私人电话，晚上咨询你病情。当然不会把检测单和CT结果直接发到你的微信上，问这样的病该怎么治？尊重医生，相信医生，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基本约束，没有人会因为不相信医生而走进医院。即使遇到医疗事故，病人家属也不会到医院来吵闹，因为大家知道，这样做违法，最好的办法是请律师交涉。
虽然日本的医患关系较为良好，但是，也是常有医疗事故的发生。这些事故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有的因为医生责任心不强，忙中出错，如日本新泻大学医学系附属医院34年前为一名男性患者做心脏手术时，把一根长1.2厘米缝合针遗留在患者体内，后来才被发现；有的则是误诊造成的，如广岛一家医院把患者的乳腺增生误诊为癌症，将患者乳房切除；有的则因为医疗方法不当，医学存在很多未知领域，不易全知全觉，而医疗方法不当经常会导致医疗事故。
按照规定，发生医疗事故后，医院要向政府部门报告。并要由医院要向病人家属作出解释。属于医院方的错误，医院要真诚道歉，并在经济上给予赔偿。
我们在日本电视上有时也会看到，遇到重大医疗事故发生的时候，医院院长都会举行记者会，向病人和家属，向社会各界道歉。之所以由院长亲自道歉，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担当医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示医院对于事故的重视，不会推卸任何的责任。
如果医患双方对责任承担问题存在争议，可以诉诸法律，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触犯刑法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日本政府的厚生劳动省也建立了医疗事故数据库，成立了由医生、律师、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医疗事故信息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全国医疗事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研究如何预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以及发生重大事故时如何应对。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医疗事故的个案变成全社会的财富，让人们以当事人的身份从中汲取教训，日常工作中加强责任心，在容易发生事故的环节多加注意，不要重犯别人的错误。
良好的医患关系，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培育，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制度的改革！
让我们一起哀悼杨文医生，期望我们的社会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作者系亚洲通讯社社长）
（原文标题：《日本为何少有医患纠纷？》。文章插图在不影响内容整体和作者观点的前提下，哈希力量收录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