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哈划重点：就在过去的2021年，软件所失去了这位91岁的创所所长，但他的为人已经根植在了一代又一代软件所人的心里。1972年夏天，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计算所）助理研究员的许孔时和黄德金、张修一起访问加拿大。回国后，他们在递交的报告中，将“software”一词译为了“软件”。】
他是中国软件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
他是最早把编译系统引进国内的计算机专家。
将“software”一词译为“软件”，是他的杰作。
他是许孔时，在中国计算机软件领域，这是一个不容忘却的名字。可即便在网络时代，许孔时的个人资料也是寥寥无几。
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而数学是软件的基础。许孔时早年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三尺讲台上，站着的是赵访熊、王竹溪、段学复、闵嗣鹤、周培源、华罗庚、吴新谋、胡祖炽等大师。
70年过去，许孔时曾向中国计算机史研究学者徐祖哲忆起，他大一时，在清华学堂的101大教室听赵访熊讲微积分，那个教室最大，窗户很敞亮，走进学堂古朴厚重的大门，轻轻踩过颤悠悠的地板，有一种腾飞的感觉。
直到他白手起家，撑起初创期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以下简称软件所），那种感觉给了他足够的底气，那是来自大师们的学识滋养和人格浸润。
就在过去的2021年，软件所失去了这位91岁的创所所长，但他的为人已经根植在了一代又一代软件所人的心里。他的虚怀若谷、无为而治；他的慷慨以授，无我而行；他的宁静淡泊、纷华不染……
许孔时
▲1981年许孔时（左三）访问德国数学和数据处理研究中心。
▲1951年清华大学数学系师生在科技馆前合影（许孔时为前排左二）。软件所供图
“什么条件都有了，研究就晚了”
改革开放前，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与外界隔绝，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为了打开对外往来的通道，1972年夏天，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计算所）助理研究员的许孔时和黄德金、张修一起访问加拿大。回国后，他们在递交的报告中，将“software”一词译为了“软件”。
此后几年，国内不断有“发展软件技术和理论”的议论，但一直未有重大举措。
直到1980年，德国数学和数据处理研究中心（GMD）主席克吕克贝格率团来访中国，他强烈建议中国下功夫发展软件并出口。因为软件研制，不但可以发展软件技术本身，还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没过多久，许孔时受中科院委派，随团一起访问了GMD的总部和下属的多个研究所，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调研，更坚定了软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
此后两年多，原国家科委、原电子工业部、中科院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对发展计算机软件事业做出规划，成立软件研究机构的事宜也在讨论之列。
至此，我国计算机软件事业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规划、布局，而许孔时全程见证了这一过程。
1983年，中科院向原国家科委申请组建软件所。两年后的3月1日，开始启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印章，标志着软件所正式成立。
作为软件所的创立者和奠基者，许孔时白手起家，历尽艰辛。
过去，中科院成立新的科研机构时，总是先搞基本建设——报计划、申请经费、征地、设计、施工、验收，往往需要数年。同时，调干部、设立机关各部门、购置办公设备和科研器材等，还需要很大一笔资金。
而软件所从计算所“独立”出来，筹备期间没有土地，基本建设问题无法解决。44万元经费和两台16位微型计算机，就是研究所第一年的全部资产。
“为什么要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从计算所分离出来？”多年后，许孔时屡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什么条件都有了，研究就晚了。”没有人比许孔时更清楚，中国的软件事业需要奋起直追，发展要更快一些，步伐要更大一些。
为此，他喊出了“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口号，凭一己之力，协调各种资源。
在老同事的印象中，他总是能四两拨千斤地化解各种矛盾，让大家安心投入工作。“老所长关心我们的疾苦，很有人情味。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也从来不讲违心的话。”软件所高级工程师杨均说。如此，一帮研究人员才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吃苦创业。
许孔时担任软件所所长一职近十年，其间在组建人才队伍、规划研究方向、制定政策措施、改革运行体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领导全所科研人员完成数十项国家重大重点科研任务，为软件所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没资格参评院士”
在软件所，大家更喜欢称呼许孔时为“老许”。老许一向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有一次，时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秘书长的曹右琦刚推开办公室的门，就听到楼道里有人大声“批评”老许，心里一阵惊颤。
“我是恨铁不成钢。老许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华罗庚的弟子，应该是能做很多事情的。”但老许把时间都用来干科研管理了，不再专研业务，让一位心直口快的资深科学家非常不满。
“你们不用来宽慰我，他说的话也有对的成分。”老许没有丝毫的不快。
不止一个人对老许作为科学家的转型感到惋惜。可处在时代的湍流里，使命重于选择。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担当。对老许而言，承载他学术理想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整个软件研究发展。
软件所创立初期，就拥有计算机界大名鼎鼎的胡世华、唐稚松、董韫美、周巢尘，底下还有一批精兵强将。为了尽快扩大研究力量，老许还从美国、英国引进了多位海归人才。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又性格迥异，在当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软件所，能心无旁骛，扎下根来，多亏了老许这根“定海神针”。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科研机构集体响应国家号召，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了创效益，研究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要顺应潮流，给国家创造效益，也要顶住一些过分的风气，保住基础研究。”老许提出，软件所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他不但不给基础研究室压力，还向全所宣布：“谁也不许给基础研究室气受。”
当时看来也许不合时宜，但今天没有人会否认，基础研究是软件所的立所之本。
为了发展基础研究，老许一心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空间。“什么观点、什么流派，老许都充分尊重，从不打压。哪怕这个研究方向只有一个人感兴趣，他也支持他独立去做，不用归谁管。”曹右琦说。
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土壤，软件所很快着手筹备组建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事实证明，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软件所发展历程中极为关键的一项战略部署，至今都是国内计算机科学和软件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老许的带领下，一批软件科研人才登上中国计算机软件科学的舞台。作为一所之长，他对自己却只字不提。
软件所第二任所长冯玉琳和老许共事多年，从未红过脸，唯一一次冲突发生在1994年。所里决定推荐老许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还先斩后奏，把材料报到了中科院。后来消息“泄露”，老许气呼呼地找到冯玉琳，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告诉你了，这个事不就办不成了吗？”冯玉琳无奈地说。所里无人不知，老许是谦谦君子，是决不会同意申报的。
“我没资格参评院士。老冯，你今天不把材料撤回来，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冯玉琳从未见老许发过那么大的脾气，除了派人把材料撤回，毫无办法。
老许不事张扬、不随波逐流，同事们耳濡目染，也塑造了研究所独特的气质。冯玉琳认为，软件所人不高调、不跟风，大家都是踏踏实实，一心只扑在科研上。
“老许的为人没法挑”
老许离开一线工作岗位25年，影响依然存在，新来的年轻人即使没见过他本人，也多少听过他的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老许经常出访外国。当时，出国人员能领到一些津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老许的津贴几乎没有进过自己的口袋。他要么买一些需要的书籍杂志，要么留下来作为一笔工作基金，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有的时候就充作党费。
而他自己，却连出国穿的一件大衣都要向朋友借。老同事都知道他有一件灰色的风衣，一穿就是十几年。有一回，老许脱掉外套，露出一件毛衣，从袖口到胳膊磨出了好多破洞，却还舍不得扔。
有一段时间，老许为了帮助同事学习英语，掏钱买了“灵格风”唱片和留声机，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下班前的时间，让大家边听边学，许多同事的英语都是从这里起步的。当时，一台留声机要花96块钱，是一笔“巨款”。
老许记得住当时研究所每一个员工的生日，很多人都在生日当天收到过老许的祝福电话，软件所研究员顾毓清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忘了，老许还记着”。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了很久。
作为一个北京人，老许酷爱京剧，每当有外国专家来访，他总是自掏腰包请他们喝茶、看戏。
“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这样的活动多了，怎么受得了。”同事替他着急，可老许依旧“我行我素”。
1986年底，还是软件所一名年轻技术人员的孙四敏调任软件所开发公司总经理，因为经验不足，吃上了一起官司，让踉跄起步的公司雪上加霜。
“但老许不仅没有埋怨我，还安慰我说，他家里有一点祖上留下的古董，如果公司败诉，就把它们卖了，支持公司办下去，不让所里受损失。”
多年以后，孙四敏为了帮助公司渡过难关，毫不犹豫拿自己家的房子作了抵押。因为有老许的榜样在先。
“老许的为人没法挑。”这是同事、朋友追忆他时提到最多的话。
“做一时的好人容易，难的是任何境遇下，都能做到始终如一。”软件所研究员孙家昶说，“老许做人，有他自己的标准。”
老许不在了，然而他为人处世的风范深深刻在一代又一代软件所人的心上，成为软件所人永远的精神坐标。
《中国科学报》 (2022-02-24 第4版 人物)
（文章原标题：《为“软件”起名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