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哈划重点：十五年前，我曾看过一部音乐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家叫MusicSoft的公司，开始通过人工智能等办法，替代所有的作曲和乐器演奏。这家公司随后在全球收罗各种实体乐器，把它们都埋到建筑、水泥柱子里。实体乐器就这样慢慢消失，导致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在全球各地寻找实体乐器。这样一个故事，尽管非常讽刺，但也很有启发。】
11月2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2019全球科技发展与治理国际论坛”开幕式在京举办。
在论坛开幕式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的演变会对就业、收入分配等问题产生深远影响，应该尽早在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做准备和研究，应对AI未来发展对就业、收入分配的影响，使公共政策尽早做准备，更好推动科技的发展，以便应对未来的局面。
以下是周小川的演讲摘编：
今天，我想谈谈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冲击。
首先，人工智能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近若干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在名为“神经网络”的机器深度学习领域取得了快速进展，从而引发各方面的关注，同时也在应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人工智能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推进，特别是在其他一些与“神经网络”并驾齐驱的深度学习领域，例如类比学习、进化法学习、符号学习、贝叶斯学习等。在这些领域，人工智能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和突破。
现在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给就业带来冲击，但我认为所有学科相互之间的融合和结合会带来更大的机会。人工智能与自动控制技术相结合，再加上ICT（信息通信技术），三者叠加在一起就会对就业产生重大的冲击。
自动控制技术对就业的冲击已有近百年历史，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也不再是新鲜事。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自动化技术是如何影响就业的？但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可能有所不同。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工业和制造业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中间环节转移出去。最开始可能是一些需要精准操作和快速响应的环节，人工智能慢慢代替了规程性工作。也可能一些需要苛刻条件的工作，比如深海或者是太空这样的环境 。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简单重复劳动会被替代。但在最近，就连写新闻稿，机器也可以做了。十年前曾有一本杂志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讲述了一名电气工程师，最后如何转为医院的男护工。像这样，人类从有形部门向服务业就业转移的现象，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我们说现在也有几种说法，大概意思是对于人工智能不需要太担心。有人说既然机器可以做规程性工作，人类就可以负责创新性工作。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根据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分析，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占比不是太高，因此不能指望以后所有人都搞创新。真正能创新且能成功的人，占比更少。
第二种说法是将来机器干苦活儿，人类只需要给机器编程，因此将来会产生大量编程工作机会。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也不太靠谱。真正能干好编程工作的人可能数量相当少，占比相当低。一些简单的编程工作也可以由机器解决，不需要人做。因此，这种替代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两级分化的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最高端的人才对社会和生产将越来越有控制力，一般人的就业机会将更多地被机器所替代。在经济学中，历来有比较优势的说法，未来不只是人与人之间，也要考虑人与机器相比究竟有哪些优势。未来很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趋势：有人参与的服务，与人沟通的行业和环节，其价格会越来越高，因为人们对它的价值会给出更高的估计，机器提供的服务则会越来越便宜。未来在文化、娱乐、健康、护理、餐饮等行业，相对于机器而言，人类将拥有新的比较优势。
面对这种情况，从公共政策角度，我们该如何应对？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设法引领这个过程，也就是说要主动引导人工智能干什么和不干什么。特别是涉及到遗传学、DNA研究的学科，设立伦理道德的人文界限十分重要。
十五年前，我曾看过一部音乐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家叫MusicSoft的公司，开始通过人工智能等办法，替代所有的作曲和乐器演奏。这家公司随后在全球收罗各种实体乐器，把它们都埋到建筑、水泥柱子里。实体乐器就这样慢慢消失，导致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在全球各地寻找实体乐器。
这样一个故事，尽管非常讽刺，但也很有启发。
最后，既然人工智能可能对收入分配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现在就需要研究未来该如何调节收入分配。未来我们不仅要对传统的公司、个人征所得税，对流转环节征增值税，还可能要对机器征税。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对机器收税，如何确定税基和税率。
近来在法国的带动下，欧盟已经开始考虑对数字服务征税，这在美国产生非常大的争议，这也是今年G20及明年G20讨论都会涉及的问题。我想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应针对这一方面极早作准备，以便应对未来的局面。
（原文标题：《周小川：应充分重视人工智能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