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哈划重点：在狱中，他组建的小组研究过智能手机、物联网、低轨道通讯卫星，但因为没有资金，都没有落地。出狱后，他对外公布的三个项目大多是18年前项目的继续——中铁联运开发满洲里、研发芯片和抗衰老技术。芯片是入狱前提出来的，曾被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
出狱后，他也找过投资人谈大项目。接近牟其中的知情人士透露，“人家说的很客气，现在的玩法不一样了，以前那种不让你担风险，你把钱借给我的模式行不通了。”牟其中无法接受被“一个不懂这个事的人”判断和审查。他找到另一套解决方法——“我投资是大概行的行为，大概方向行就行”。
这种特质也是当年南德被诟病“无管理”的肇始。但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依靠灵感和自我经验，“这才是牟其中，否则他也做不成换飞机那些事。”
文 | 李兴丽
摄影 | 孙俊彬 吕萌
编辑 | 王晶晶
走得太热了，灰色的毛线帽被扒了下来，两缕白发在早晨7点的冷风里飘起来。牟其中擦了擦头顶的汗，一个员工快步跟了上来，跟他讨论“西伯利亚开发基金的事”。
这是12月的一个早晨。牟其中一天的开始是围着北京永定河附近的公园“暴走”一圈，他身后常常跟着十几个追随者。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集体晨练的场景不多见，绿化工人都要停下手里的活，目送他们一段。
“这人谁啊？”一个路人看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感到好奇。
“就是那个要把喜马拉雅炸个大口子的，牟其中啊！”穿天蓝色外套的女路人回答。她知道牟其中是因为2016年他刚出狱那会儿，报纸上说，“他在门头沟还有两百多套房子”，罐头换飞机、俄罗斯发射卫星的传奇经历，“齐刷刷，写了一整版”。
事实上，门头沟的房子早没了。264套房子，从1990年代的每平米不到2000元，飙升到眼下的三四万。法院拍卖了房子，现在，它们属于私人产权。南德集团的办公楼也变成小肥羊火锅店，又在拆迁中变成废墟。
1999年，牟其中在上班途中被捕，2000年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后狱中改判为18年有期徒刑。出狱时，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朋友的帮助下才有了落脚之地。
半年后，他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创建了两家新公司。办公的地方距离二十多年前南德集团的职工宿舍楼不到两公里。
曾经的辉煌岁月近在眼前，但属于他的故事已经面目全非了。
两年来，新的追随者慕名而来，也有故人相继离去。对他来说，这只是生命中必经的离合。18年牢狱生活，牟其中提炼了自己的“智慧”，认为找到了可以“打开世界未来500年大门的钥匙”。现在，他要付诸实践。对一个78岁的老者来说，他试图再次创业，证明自己的故事，依然新鲜、感人，甚至残酷。
最好的时代
如果以一个七旬中国老人的生活坐标打量牟其中，他的生活显得有些孤寂。
两任妻子都离他而去，最近一年，坚持为他申诉18年的“红颜”夏宗伟也离开了。在北京门头沟，他身边的亲人只有一个外甥女，是公司的“办公厅主任”，以及被他“劝回国”的大儿子，名字印在公司办公桌的粉色名牌上。
“一般，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他这样评价父子关系。1999年，牟其中被捕后，远在国外的两个儿子辍学、打工，度过了艰难的青春期。“以前怕抓，不敢回来。”牟其中说。
从入狱到出狱，他的体重从180斤缩水到140斤，不过身高没变，还是1米8，腰板硬朗而笔直。但是走起路来，一不小心就露了马脚——右腿轻微摇摆，熟悉他的人说，那是在狱中突发脑溢血落下的后遗症。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雄心勃勃：要复兴南德集团旧业，还要实验在狱中发现的“智慧文明生产方式”——他擅长的“空手道”法则，通过资本运作，把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完成与资金数量极不相称的项目。
他每天五点起床，看材料、早晚沿着河暴走10公里，接待一波又一波慕名而来的“合作者”。不停地说话，说话，说话。
国家、人类、中美竞争，依然是他挂在口头的话题。像二十年前一样，他从来不需要文稿，“记忆力极强”，一开场可以自己讲上一两个小时。
“我有本书，《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们看一下，”10月15日，在门头沟公司的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上，他提醒大家，“（满洲里）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大项目，我认为可以改变中国经济版图。”
就在三周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裁定书，提审牟其中案的民事部分，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编者注：该裁定书落款为2018年6月22日，发布日期为9月21日。）出狱后一直婉拒外界采访的牟其中，向媒体敞开了大门。
“党中央目前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决心是非常大的，请大家一定传达这一点。”采访中，他两次提醒记者。此前，企业家张文中诈骗案经最高法再审改判无罪，牟案再审一度被部分舆论解读为“可能迎来转机”。但很快，最高法发布信息称，提审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无关，部分媒体系误读。
曾代理牟其中申诉的律师刘兴成感到费解，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出来面对媒体：“民事判决的结果是信用证诈骗与牟无关，现在重审，如果改判，对他不利啊。”
但牟其中本人感到乐观。
12月14日，牟其中告诉《后窗》，刑事申诉已于去年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现在提审民事部分，让他恢复了信心，“无论刑事还是民事，是一个案子，只要开庭就行了。”
无论如何，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营企业家再次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出狱后，登门者一直络绎不绝。“能平反吗？”“老牟，我们支持你”……接近他的人透露，有老板资助了上千万，帮助他东山再起。
但此刻，他声称的“公司第一大项目”正在遭受记者们的拷问。
“这个项目你参与了哪些部分？”
“我们参与了计划开发。成立了公司，后面的情况我都不知道，还有很多事。”
“公司盈利了吗？”
“还没有。”
记者们一头雾水，“那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合作方式很多，太细了。没有新闻价值，我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您有资本做吗？”
“借，借钱。”这些提问让他感觉“很外行”，关于抵押物，他说凭信用就够了，顿了顿，又反问，“光满洲里10平方公里多少钱？”
被捕入狱前，满洲里政府已经被要求收回10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面对记者质疑，他坚称，“10平方公里土地的产权是我们的”。12月第二次见面时，牟其中透露，“产权证遗失了，抄家嘛。要它补发。还没有补发。”
他坐在一把红色雕花实木座椅上，旁边的桌子上摆着现任国家主席的圆形瓷碟画像，“10平方公里土地，至少值100个亿吧？至少100个亿。”他显得很有底气。
“那您现在募到了多少资金？”
78岁的老人发出了谨慎又慈祥的笑声：“那是个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牟其中在接受媒体采访，出狱后，他对外界采访采取谨慎态度。
他避谈具体问题，讲述宽泛而遥远。从三次入狱，又三次出狱的经历，讲到马克思、哈耶克、哥白尼、布鲁诺，从欧洲文艺复兴，讲到中美竞争方式的转变。
看上去，18年的牢狱丝毫没有摧毁他的信心，反而为他镀上更加坚硬的外壳。
出狱半年后，他就成立了新公司。天眼查显示，公司最初的注册资本是3万，后来改为1个亿。这意味着公司要在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我赔得起”，他对身边的一位朋友说。
在身边的朋友看来，赚几十万的项目，牟其中是看不上的。他需要给这辈子一个交代，所以必须要做大的项目，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才能重新证明他的价值。
但眼下，记者更关注可行性问题。相比语出惊人的项目，像褚时健那样低头种橙子的老企业家，更务实也更令人信服。他们打断他，“您现在重新创业，需要做哪些改变吗？”
“是环境改变了，不是我改变。”像18年来坚称无罪一样，他也不认为自己需要适应环境。
18年来，微信早已代替了BB机、大哥大，他坚持不用手机，“浪费时间”。他有一个iPad，装了微信，但那只负责接收朋友发来的文章。他阅读，但从不回复。如果要回复，就发个文件，“转谁谁”。
在他眼里，时代在向着利于他大展拳脚的方向改变。
“20年前‘空手套白狼’是个贬义词，现在更适用发展。”以前做生意，他“如履薄冰，要关心政治”，还被怀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美国特务。现在，“没有任何压力，我跟朋友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位于北京门头沟的南德职大筹备办，这里是牟其中重新创业的起点。
牟总跟马云一样，是风云人物
10月15日，在那场历时两个小时的见面会上，创业者牟其中花了半小时向“年轻记者”回顾他三次入狱的经历。
在中国，他是鲜有的曾三进三出监狱的商人，并且不对此感到任何避讳。
“23年零15天”，他总结。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在高墙内度过，他没有抱怨，还把每一段都赋予了重大意义：“第一次是为民营经济争取出生权，第二次是争生存权，现在是争发展权。”他声音平和，又带着某种不可辩驳的坚定。
关于牟其中的经历，最传奇的部分常常被概括为：罐头换飞机、俄罗斯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
在1999年1月7日被警察带走之前，那个身高1米8，体重180斤的商人，留着领袖式“大背头”，满面红光。在国家单位还没有配备电脑的1990年代，他掌管的南德集团已经配置了台式和笔记本电脑，员工每个月能拿到几千块工资。
流行下海经商的年代，“体制内的处长、局长来了，也没有位置。”一位南德旧部说，彼时，南德拥有“一流的人才”，连看门的保安都是退役的武警战士。“冯仑、王功权都是南德出去的，牟总跟现在的马云一样，是风云人物。”
1992年，南德在既没有外贸权，也没有航空经营权，更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从国内拉了800 多个车皮的轻工产品，去俄罗斯换回了四架图-154客机。牟其中倒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在媒体报道中，他称赚了近1个亿。
那是迄今为止中俄民间贸易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单项易货交易。靠着敏锐的嗅觉和信息差，四川万县的牟其中一夜成名。
“老牟，你可真狠，我的牛肉罐头，你隔了6个月才付款。”回忆起王石到监狱里看望时的调侃，牟其中哈哈笑起来。那时候，王石经营的还是贸易公司，货物付款的日期牟其中说了算。
即使在今天，他独特的市场预见眼光，也令接触过他的人感到佩服。
在湖北洪山监狱服刑期间，牟其中除了坚持锻炼身体，看《新闻联播》和十几份报纸，还筹集资金，成立了一个创业小组。“2001年的时候，电脑越做越小，我们就讨论可能最后就会做得手机那么小。”创业小组的计算机博士刘波回忆，当时牟其中打算做智能手机，最后因为资金不足没有成果。两三年后，国内最早的智能手机多普达问世，“如果放在外面，（我们）也就做出来了。”
2005年，刘波出狱，牟其中送了他两句话：坚持做你的技术。如果想挣快钱，就投资房地产。那一年，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价格进行第一次调控。“他富有过，看到的都是多少年后的事。”
和众多极力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企业家不同，牟其中是少有地将自己与社会改革紧紧绑定的人。
在他的讲述里，每一次入狱，都有中央工作小组来“把我放了”。相比法律的审判，政治领导人对他的案件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坚信第一次入狱，是因为胡耀邦的批示才获救。第一次出狱后，没过两年，因为倒卖钟表，万县工商局以投机倒把罪再次把他收押，一年后才释放。这一次获救，他认为是“邓小平1983年南巡的影响”。
对于第三次因信用证诈骗罪入狱，他非常乐观，觉得终会被“平反”。对那些一直支持他的人，他下意识的回答是“他们不是支持我，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
在为他服务了十几年的律师刘兴成看来，牟确实是有使命感的，“他一写（申诉书）就是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这是那个年代的政治话语。他认定自己的项目对国家有重大的价值，对企业来说，也会产生良好的回报。
但在救赎的方式上，“他陷入了路径依赖”。刘兴成解释，当下的法制环境与几十年前不同了，“需要就案件谈案件，一味政治化是没有出路的”。
尽管刘兴成支持他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但在狱中时，律师写的申诉书，并不被牟接受。“他觉得中规中矩，他一写就是几万字，语不惊人死不休，”刘兴成记得，18年间，老牟委托夏宗伟将各种申诉材料寄给最高法、最高检、政治局常委，“十几年，加起来以吨计了吧。”
牟其中的一位老友理解这种“政治热情”。他和牟都曾在运动中受到批判和波及，“我们那代人是生命里带着的敏感。”
时至今日，牟其中还会跟记者讲起40年前被批斗的情形。万县召开10万人大会，连小学生都组织参加。他被五花大绑押上解放牌卡车游行，胸前挂着硕大的牌子。
那是他第一次入狱，因为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万言书，他在文革里成了反革命，被判死刑，坐了四年多牢，最后被无罪释放。牟其中说，解救他们的工作小组批示：“希望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新长征’，这是胡耀邦当时喜欢用的词”，他认定南德“是受胡耀邦同志之托创办的”，并把自己创办贸易公司，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起点。
2016年出狱后，老友试图劝过牟其中。时代的议题已经变了，路线斗争已经不像原来那样重要了，“不是说你是改革的，就无罪了。但他接受不了。”
在牟其中的话语体系里，自己是社会变革浪尖上的探索者，每一次遭受的挫折，都源于国内否定改革势力的陷害。如果自己是一个被挑选的民营经济领军者，那么他终究会被搭救。
牟其中所在的办公区，此前院子里就有一尊毛泽东像。
疯狂的时代早过去了
18年后，曾经的商业狂人开始了又一次创业。地点定在门头沟永定河旁。
从一个商业中心旁的小路进去，路边摆着一块“南德职大筹备办”的蓝色指示牌。绕过一个老年篮球场，拐进一处僻静的小院，就是牟其中新的战场。
那是一个建有凉亭和花架的中式庭院。10月，院子里的月季花一簇一簇还在开。凉亭旁边打了一个小房子，养着一只刚满月的小黑狗。工作人员说，那是牟其中暴走时，心生怜爱捡回来的流浪狗。
“他太可怜了，扔在路边没人管，被人遗弃了。”12月14日，即将开始晨练时，他陷入回忆。那是他少有的展现出柔软的时刻，颈部的肉也跟着垂下来，像个邻家的老爷爷。他喜欢读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给狗取名“黑格尔”，公司里有专人给它喂食。
会议室是这个公司最国际化的地方。电视上方悬挂着五盏钟，浅绿色的纸条贴在下面，依次写着：纽约、洛杉矶、北京、莫斯科、悉尼。这似乎暗示那些俯首在办公桌上的员工，正在操作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业务。
“负责办公厅事务”的张雯说，现在公司五六十人，大部分都是“志愿者”，有南德的老部下，也有慕名而来一起创业的新人，包吃包住，每月能领到3000元。
志愿者年龄跨度不小，既有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南德退休老人，也有穿着宝蓝色西装，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我是做投行出身的，多交流。”一个打着发胶的年轻人向来访的记者递上名片。
在追随者眼里，“牟总是能看到未来的人”“有伟人的气质”“他教的不是术，而是道的问题”。
一个自称名下拥有七八家公司的志愿者说，自从学习了牟总的“智慧文明生产方式”，“几家公司都有了质的飞跃，我们都是看上千万的项目”。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来到门头沟，他们中许多是中小企业老板。
对于外部的信息，与时代隔绝18年的牟其中，表现出了迫切的求知欲。
他每天上午接待“至少两波来访者”，下午还有一波。即使在刚出狱后的春节，他住在重庆的亲戚家里，也把大年初一、初二都安排得满满的，“要见人谈事”。
朋友能理解他这种心情。刚出狱时，有一天上午安排的事情，因故取消了，别人都各干各的，他突然很无措。“潜意识里，那是一种对被遗忘的恐惧。一定要很忙，被人围着，怕别人把他忘了。”
他希望找到有想法、有技术，又缺少资金的合作者，通过“智慧文明生产方式”，帮助对方孵化成成功的企业。
但在这里，他与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理念产生了分野，“董事会是愚蠢的一帮人，它不能理解年轻人的事儿”，他不认同以资本为中心的管理，“这种管理不是不好，是太坏，压制创造新事物的思想。”
出狱后，他也找过投资人谈大项目。接近牟其中的知情人士透露，“人家说的很客气，现在的玩法不一样了，以前那种不让你担风险，你把钱借给我的模式行不通了。”牟其中无法接受被“一个不懂这个事的人”判断和审查。他找到另一套解决方法——“我投资是大概行的行为，大概方向行就行”。这种特质也是当年南德被诟病“无管理”的肇始。
但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依靠灵感和自我经验，“这才是牟其中，否则他也做不成换飞机那些事。”
与1980年代盛产制造业企业家不同，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第4名的牟其中，显然是另一种完全跳脱的颜色。
他不像任正非，有着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在企业创立的最初便设立《华为基本法》；也不像出身草根的曹德旺，专注一个领域，辗转腾挪、小心经营。他鲜少涉及实业，不追逐技术，也不会去掌控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细节。出身金融家庭的经历，使他醉心于用极少的资金，“全凭智慧，完成与资金数量极不相称的项目”。
在“万元户”还是衡量财富地位的时代里，他运作的项目因为“敢想”，显得非常刺眼：与俄罗斯合作发射电视直播系列卫星、独家投资开发满洲里，要把它建设成“北方香港”，他还扬言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大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造福西北……
南德出事前，曾有朋友向牟其中建议，“你应该找一个婆婆（主管部门），”经商的一个常识是，有了主管部门，企业才具备方向和基本的抗风险能力。但接受管教，是牟其中排斥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朋友说。
曾和牟其中在洪山监狱一起服刑的刘波认为，“只要他手下有干将，是可以成事的。”在这个计算机博士眼里，牟其中思维抽象，是“哲学层面的人”，适合战略制定，但并不擅长企业管理，“如果靠手下的人（管理），就只能靠运气了。”
出狱后，刘波一直从事物联网通讯创业。经历了从有主意，到从头开发、融资、推广的全过程，“太难了。”他说，老牟那种孵化创意的模式，周期长、投入多，风险高。“现在做融资，你技术出来了，市场摆在那，你还要有流水，人家才给你融资，早已经不是你有个金点子，就能拿到多少钱的时候了。”
回望曾经成就了牟其中的那个年代，刘波羡慕又感慨。
“那时候不是不去想，是不敢去想。你想到了，做了，你就成了。”但互联网时代，信息流动太快了，“现在哪有什么金点子，满大街都是烂点子。”在面临几次投资人撤资后，他从互联网创业的战壕里幸存下来，对创业的残酷有切肤之痛，“那个疯狂的时代早过去了。”
牟其中正在跟“志愿者”们聊业务的开展，他们目前正在推进中铁联运、芯片等多个项目。
何妨一狂再少年
牟其中的家就在公司附近的一栋民居里。说是家，一进门就知道，那不过是另一个战场。
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他和另外三个志愿者一起租住。客厅走廊上钉着写有“南德”二字的铜牌，他卧室门口的桌子上摆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南德全体员工的大合影。人头攒动，他站在最中间，英气逼人，却看不清具体的表情。
卧室不大，一张床，一个书柜，一张书桌。书柜里除了《刑法》、《交锋》之类的书籍，最下层放了两个药箱。“主要是亚麻酸之类的保健品，”他的秘书解释，“我们给他买的，帮他保养身体。”
工作之外，这个78岁的老人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
“有口饭吃就行，”一日三餐，他都端个青花瓷大碗在食堂解决。吃完饭，十几个志愿者跟着他去永定河边暴走，“跟游行一样”。说这话时，他露出满足的笑容，“在路上他们跟我讲各种新闻，探讨项目。”他开始用“梦想家”形容现在的自己。
当年冯小刚为电影《甲方乙方》找投资，见过牟其中，“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在我看来，他真不是一个特别爱钱的。他是要干点大事的人，而且他像是在传教。我倒不觉得他是一个骗子。如果你要说他是骗子，其实神父也是骗子。”
59岁被捕，76岁出狱。多数人都觉老牟该养老了。
牟其中出狱后，“万通六兄弟”之一的王功权接受采访时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都并不愿意支持他再去创业、再去折腾。”王功权曾在南德集团做到主管投资的副总，被牟其中赏识，“牟总一生已经够坎坷的了，现在应该是安度晚年的时候了。”
可牟其中从未想过放弃。
一个去监狱探望过他的南德旧部说，“外界无法想象他是怎么活出来的”。在关押了高干和名人的洪山监狱，大部分人锻炼身体无非是做做操，只有他每天午后，脖子上扛着毛巾，在武汉40度的高温里，上上下下爬楼梯，全身湿透。
“他对再审、改判一直比较乐观，”刘波说，因此对保持健康的身体，东山再起非常重视。
即使在2010年脑溢血后，爬不了楼梯，他还坚持手脚在地上爬，“一点一点蹭，慢慢地，居然能走了。”一直陪他申诉的夏宗伟说。
2015年，在写给南德旧部的一封信中，他称，“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很好，监狱民警、医生和其他犯人均认为是一个奇迹。按目前我的健康状态和对日新月异的保健、医疗科研成果的了解，我提出的‘再干20年，轻松过百岁’绝对不是一句鼓舞大家的空话。”
他以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为榜样。哈默91岁去世，此前几天还在工作。他梦想是工作到90岁，以减少狱中岁月带来的遗憾。
他甚至设想，南德复业时，要成立一支基金，“第一步是把耽误了的20年归还给大家，再利用逆生长技术来偿付利息。”
出狱后，爬行变成了暴走。身边人希望他在大众面前呈现身体康健的形象，但高血压、糖尿病没有放过他的身体。
“饭前吃二甲双胍，控制血糖。”一位负责他生活事宜的志愿者说，其他都是保健品。
药像子弹，帮他对付同时间展开的持久战。
“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怕死了呢？”他曾在信里自问，又继续回答：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确已经掌握住了打开世界未来500年大门的钥匙——“智慧文明生产方式”是未来世界变革的动力。“我将在平反之后两年之内，完成这一项全新经济组织的筹建工作，10年之内大见成效，再一次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在《出狱声明》里，他用一联诗向现实宣战：人生既可超百载，何妨一狂再少年。
他的老友敬佩牟其中在78岁时拥有的精神状态。他觉得，从世俗意义上来说，他被抓了，企业也没了，可能是个失败者。“但我们这代人，只要没有在运动中倒下，像他一样，锐气还在，一直奋斗，那就是成功。”
牟其中和他的“志愿者”们在外面散步。
希望与等待
没有人知道，曾经的狂人牟其中是如何在陌生又急速变化的时代面前保持气场的。
刚出狱时，有人来探视，送了一部智能手机。夏宗伟比划给他，如果电话响了，你就这样接。但是，铃响响了半天，他还是接不起来，最后干脆放弃，“你接吧”。想起来，夏宗伟觉得心疼，“原来那么强大一个人，那一刻看着真是很无助。”
他被捕的1999年，阿里、京东、盛大都刚刚启程。2016年的秋天，再走出监狱时，商业的舞台已经更迭了足足三代人——从实业派企业家柳传志、张瑞敏，到PC时代的马云，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程维、张一鸣、黄峥。商业环境与格局重构，游戏规则迅速迭代。
在狱中，他组建的小组研究过智能手机、物联网、低轨道通讯卫星，但因为没有资金，都没有落地。
出狱后，他对外公布的三个项目大多是18年前项目的继续——中铁联运开发满洲里、研发芯片和抗衰老技术。芯片是入狱前提出来的，曾被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
从新闻上看，他也在涉猎新的领域。
2017年10月，一个名为薪付宝的数字货币公司，宣称获得了牟其中投资。之后因为遭到夏宗伟的否认，对方将夏宗伟以名义侵权的事由告上法庭，“那是我以代理人的名义，对外的最后一件公开事件。”夏宗伟说。薪付宝同时追加牟其中为第三人出庭（后改为追加牟其中为第二被告）。在追加起诉通知书中，原告提及与牟其中签订了协议。“没有合作，这个就是骗子。他也希望用我的名气说我在发行你的东西。”牟其中解释，他曾专门请专家研究过数字币，“我认为很难，不敢做。因为它要动摇的是国家的铸币权。”他说，每天有很多人想来请教，“我不能够拒绝每一个人，（因为）他可能产生一个什么新的想法，哪怕是骗子。”
多位牟身边的朋友证实，登门拜访的人确实不少。那些三四十岁，在各行业的打拼者都盼着能跟“传奇人物”切磋。
在仰慕者面前，他依然会展现强势的一面。“刚开始大家都兴致勃勃，聊着聊着都成了他一个人在说，人家就没有话了。”一位接近牟的知情人说，他很少去问人家在干什么。大多数时候，他像个耍魔术的人，把别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的经历上，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的选择和理念。
不过，回望过往的坎坷，他展露出坦诚，“一些波折都是时代应该承担的，我没有抱怨。”
10月15日，面对记者，他又提起1999年被抓前的那次选择。那是一个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他在多伦多朋友的家里接了个电话，“牟其中要抓你了，不要回来。”那时候，他从俄罗斯放上天的两颗卫星，每年租金500万美金，足够在国外的生活。即便如此，他还是非常害怕，几天后选择回国。
“我想的是，（如果跑路了）我如何向邓小平交代？”说这话时，他眼里几乎闪出了泪光。
18年过去，他还保留着一些过去的习惯，早上吃一碗清水煮白菜，狱中就是如此。周末，没有事务时，他还会带着几个员工去潭柘寺。
1990年代，南德兴盛时，他把潭柘寺的观音洞改建成了茶园。他让秘书列出了一个三百多人的院士名录，每周约一位院士，一边喝茶，一边聊最新的行业技术。
到了中午，餐车把饭送上来，“各种美味佳肴，喝点酒，你尊重他，他恨不得倾囊相授。”
现在，院士不像原来那么好约了，他还在坚持联系。在他对外宣布的项目里，经常提及院士头衔。
改变的还有身边的人。牟其中新注册的那家公司，监事一栏写的是第一任妻子杜宗莲的名字，“因为公司需要一个监事，她又是从我被抓起来，一句怨言都没有，如此而已。”而陪他申诉18年的夏宗伟从他身边消失了。“从此你就与伟大联系在一起了”，2003年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时，他曾在信中对夏宗伟说。
“她做了很多工作，做了非常好的工作。”牟其中告诉《后窗》，但夏宗伟不适合做公司，他们目前已经没有联系，她算是职工，“每个月发份钱”。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里评价他，“应该说，在这个激荡的岁月，一代中国人在逼近现代文明时的种种狂想和疯狂，甚至他们的浮躁及幼稚，都是不应该受到嘲笑和轻视的……然而，对于一位职业企业家来说，牟其中的种种作为无疑表明他实在是一个没有掌握方法论、认不清时势坐标或者说对现代游戏规则置若罔闻的商人。”
在牟的朋友看来，他是有一些江湖气的。狱中有各路名号的人评价他，他也会写文反驳。他反驳过吴晓波，但朋友劝他，吴整体还是肯定你的，不是敌人，于是作罢。
而在旧部冯仑看来，“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
对于78岁的牟其中来说，他已经等了将近20年。正如几年前，他引用的那句大仲马的名言——“人类的智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希望与等待”，现在，他还在等待。
（文中刘波为化名）
（原文标题：《牟其中归来这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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