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哈划重点：酒桌上，喝酒是一种确认权力的仪式：你必须接受规则，自我矮化，从而接受权力的规训和改造，确立在权力格局之中的从属地位。这是属于刘强东的仪式，在一次又一次的捧杯中确认和强化他的权威。每喝下一杯，也是收获一次服从，也是一次交换，恩威和忠诚的交换，“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
头图丨视觉中国
编辑丨李拓
这不是刘强东第一次喝醉了。
四个月前的4月8日，他在湖南湘潭也醉了一次。他和姚劲波，林依轮还有步步高王填四个中年男人酒足饭饱之后，勾肩搭背面红耳赤地靠在一起唱 《步步高》(视频)：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
封闭的包厢里，灯光昏暗。姚劲波和林依轮站在中间，高大的林依轮一只手拿着手机看歌词，一只手搂着面色发红、但身体有些僵硬的姚劲波，俩人兴致高昂，但中气不足； 步步高的董事长王填穿着白衬衫凑在林的身旁，由于身材矮小，他踮着脚努力跟着歌声旋律，摇着身体，伸长脖子，扭头侧身查看歌词，同时不断挥舞手臂；刘强东套装黑色的短袖，松松垮垮地将一只胳膊搭在姚的肩上，他没有跟着唱，另一只胳膊在空中乱舞，迷乱而沉醉。
即使刘强东没有张嘴，他依然是四人的核心，唱完之后他轮流跟三人击掌，最后拥抱在一起。四具中年男人肉身相互碰撞的力，并没有催出任何梦想的花，反而生生扭出一种沉重而刺鼻的绝望，弥漫在空气中，在刘强东盯着姚劲波所说的两声“爱你爱你”中达到了窒息般的高潮，像是往人眼耳鼻中强灌酒精。
这首励志的歌被酒气熏得有些绝望。或许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失意而绝望的。
刘强东是有过梦想的，关于财富，关于荣耀，关于改变世界的冒险，他相信歌声中所唱的， 付出总有回报，热血总要燃烧。
2017年，一路高歌猛进的京东快要赶上“掉队”的百度，晋升互联网三巨头之列。刘强东眼中只有阿里和腾讯，他不是腾讯对抗阿里的棋子，而是与马云、马化腾比肩而立的人物，是马化腾平等的盟友。甚至在他不在时，京东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腾讯的进攻，虽然张磊透露刘强东也在为流量而感到焦虑。 对于阿里，他始终不断地向媒体强调不久就能超越，虽然时间被逐渐拉长。在私下流出的视频中，他说得更为直接，“为骗子感到不好意思”。
但是2018年，京东就已“掉队”，股价从一月份最高50美元，跌到了4月的35美元，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里股价跌了30%。 GMV增速进一步放缓，不仅赶超阿里的希望渺茫，GMV 的绝对值也被成立不到三年的拼多多赶超，估值更被TMD全面反超。要知道，京东创立的时间比TMD中成立最早的美团还早12年。
如今，他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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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相信酒的神力，酒量往往和胆识、勇气联系在一起，人们似乎相信这些混杂的英雄气概能浇筑出伟业。
刘强东尤爱喝酒，京东的酒文化亦相当凶猛，白酒如水，胃液翻滚。以销售为导向的京东起家时，所谓“拼搏”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那时候的京东，讲究用啤酒的量来喝白酒，还形成用果冻壳代替酒杯的独特传统。刘强东在京东早期就有句名言：“你连喝酒都干不了，还能干什么呢？”酒是羞涩内向的中国人的润滑剂，它让人百无禁忌，迅速打成一片，京东乐见白天工作上的矛盾，在酒桌上被发泄出来，随着酒气消于无形。刘强东喜欢在酒桌上指点员工，安排任务，往往在酒酣耳热之时，刺激员工主动请缨，加码任务。
但那多少都是表象，酒桌之上推杯换盏并不是非理性和无序混乱的，恰恰相反，它赤裸裸地展现和强化权力的等级秩序，人员座次、敬酒劝酒、喝多喝少……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提醒、强化参与者的权力关系。正如米勒·福柯敏锐地观察到的：“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规训与惩罚》）
喝不喝酒和工作能力无关，唯一有关的是“服从”，我要你喝酒你都不喝，你都不听我的，你还能干什么？这是一种确立权力等级秩序最直接的形式。
马克斯·韦伯给过权力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简而言之，权力本质就是压制异议，贯彻意志的能力。所以，刘强东的那句“如果连喝酒都不会，那你还能干什么”，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我让你喝酒你都不喝，你就是不承认我的权威，这是对权力的挑衅。
酒桌上，喝酒是一种确认权力的仪式：你必须接受规则，自我矮化，从而接受权力的规训和改造，确立在权力格局之中的从属地位。这是属于刘强东的仪式，在一次又一次的捧杯中确认和强化他的权威。每喝下一杯，也是收获一次服从，也是一次交换，恩威和忠诚的交换，“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
这种以喝酒的方式来构建权力关系在中国是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在贫穷的地区已经演绎到了荒诞的程度。
2015年8月，四川凉州彝族一位小学生的一篇《饭做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的作文轰动网络，文字悲戚动人，揭开一个无知关注的、被遗弃的世界。可是当人们进一步审视则发现，悲剧背后是深深的无奈：此地可以说是志愿者的圣地，国家转移支付的扶贫款如潮水涌入，但大量的捐款都被学生父亲挥霍在请客和喝酒之上，而不是生产积累，舆论从哀其不幸转为怒其不争。
但其实喝酒和宴请是在积累社会资本。在凉山这种穷乡僻壤，依靠自身的经济积累来抵御生活风险并不现实，必须依靠社会关系网络，在关键时机调动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来渡过难关。布迪厄曾经说过，关系网络是投资策略的结果，想要获得社会资本，必须要在社交中不断的投入精力予以维护，时间、情感或者其他形式。在乡村，宴请上的喝酒就是最直接的人情投资和社会资本积累。
这种社会资本积累的方式无论从财富、时间和健康上来讲，都极具杀伤力。 但他们不得不做，而且必须大张旗鼓地宴请，频繁参与酒局 ，形成恶性竞争。正如布迪厄所说：“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力。”所以，他们要想获得等多的社会资本，必须更加频繁地多喝酒。除此之外，社会资本只会以网络的形式存在，而每一次关系网络的维护，都是在确定关系网络的边界，为了保持已有的社会资本，他们也必须投入。一旦被排挤，将会成为农村的隐形人。
贺雪峰在《最后一公里村庄》中写道：
“在这个过程中，人数很少的富人群体获得了体面、尊严和美好的感受，大多数村民却疲于奔命，最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出去，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和自卑感，彻底成为村庄中的失败者，甚至自暴自弃，被富人所主导的文化和价值自我论证为失败者。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是所有人认同的，是从最弱势的群体也参与其合法性的构建中来的。”
同为贫穷地区的苏北宿迁，所谓“麻雀也能喝半斤”，其实不过是多少弱势群体面对权力的压迫、排斥和剥削的失语和自我欺骗罢了。
但刘强东在骨子是认可和渴望权力的。他分享过儿时看到猪肉的故事：
“看到我们村长屋檐底下挂着的很多猪肉。那个时候全村村民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们村长家里面的猪肉吃不完，所以那个年代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个村长。做村长并不是想自己吃到猪肉，我在想我做一名村长的时候能不能把所有的猪肉分给村民，让大家都能够吃上猪肉。”
刘强东尝过权力滥用的苦果，他的太爷爷本有自己的船队，建国之后，由于公私合营，国有化改造，家道中落；文革中，爷爷被受迫害致死，父亲被迫高中辍学，家境一落千丈。但他从不质疑权力的正当性，他的反应朴素而直接：权力能改变这一切，而改变的方法就是权力归于正确人之手。
他对权力没有怀疑。在他的心中，最为正确和合适的人便是他自己，这也是他权力世界观的核心。高中时期，刘强东遇到过一位为人正直的戚老师，他劝刘强东学而优则仕：
“如果好人不去做这个县长，坏人做了县长，县里的老百姓会更苦。所以他希望这些成绩好的学生，都考上人大，走从政的道路 。”
他出身农村，亲身体验过基层治理的腐败。例如，村民为了村长贿选；基层官员光明正大的数着汇款，国家下拨的救济品被公开拍卖等等。他对基层民众有着天然的同情，所以，他要掌握权力，事情会不一样的。他从未怀疑过他自己，也不在意其他人的怀疑，这是他朴素的正义感和自我期许。
他对权力的内在认同在人生早期的成长经验中不断的得到肯定。大学时期创业，以诚待人的刘强东亏得血本无归。毕业后，在日企打工的经历让他意识到管理的重要，宣传材料的数量也是需要根据不同的发货量来规定，误差就是错误，减少误差的根本就是精细化的管理——所以，人是需要管的。
个人对权力的渴望和认同和日式的经营效率竞争开始结合起来，构成了京东管理的根本哲学。刘强东持之以恒的发力点都在运营效率上，所谓倒三角战略（信息、物流和财务系统建设）、啃甘蔗理论和积木战略都是建立在持续改进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之上。京东的第一个副总裁就是他在这家日企的上司严晓青，虽然有媒体报道这家日本企业——日宝莱福是一家卖磁疗床垫的假货传销公司，而刘强东后来创业也似乎与这家日企公司遭遇严打有关。
复制日企经验带给京东巨大的成功，让他在血腥竞争中胜出。这也愈发让刘强东陷入自我肯定和迷恋之中。
但是这种日式经营效率竞争是有缺陷的。
迈克·波特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对比了美日两国企业竞争优势。他发现日本公司是通过一系列方法，如全面质量管理、实时存货管理，精益生产、缩短周期等方式，重新推动了生产率边界的扩展，也就是在单位成本下的提供的最大购买价值。这种流程化的改造，其本质就是经营效率的竞争。
但是，通过单纯的经营效率竞争所获得的竞争优势，极容易在对手的追赶中丧失，而且由于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通过维持经营效率的持续投入必然增大，然而收益却要逐渐缩小，特别是在整体市场空间逐渐稳定的情况下。
然而，美国公司在模仿日本之后，生产率的差距开始缩小，“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采用上。新的软件包、掌上电脑、移动通信和因特网是美国公司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并大大推动了生产率边界的扩展。另外，美国公司接受了供应链管理和外部采购的概念，IT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方便，使效率快速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竞争的优势开始显现，“战略竞争要求有真正的创新。公司必须拥有新的产品概念、新的服务和开展商业活动的新方法，以把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开。在战略竞争的意义上，沿着已有道路的不断提高是不够的 ”。
现在京东同样面临着日式企业相似的困境：竞争者在物流系统上的持续投入，让京东在物流上积累的优势逐渐缩短，而且市场增量已经逐渐稳定，天花板逐渐显现，京东从追赶者，成为被追赶者，它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
虽然刘强东无数次尝试改变：改变自己的性格，或者通过游学拉开与企业的距离，让企业获得自主成长的空间，但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开辟新赛道。
而他也从不把“战略交到别人手上”，因为他认为那意味着放弃。其实，日企经营效率的核心就在于强势领袖用超强的意志不断地向官僚集团施压，一边推动官僚集团前进改善效率，一边不断地打压官僚集团防止其失控，这是东亚政治的变体。当强势的领袖当真选择离去，权力结构就呈现锁死状态，相互的基本协调都难以做到，组织出现惰性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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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接受投资之后，在张磊、徐新等资本方的帮助下，刘强东开始摆脱草台班子，职业经理开始入驻，各项制度逐渐建立，京东开始走向正规化。刘强东开始反反复复的赴美学习，伴随的是不断调整人事——跟着自己打天下的老臣，资方派来的职业经理人，还有亲手培养出来的管培生。刘强东在不断的调整上层的构建，鞭策管理层奋力向前，保持企业的活力。
这时候的刘强东仍然喜欢喝酒，不过最大的特点便是绕过中间管理层，直接和基层员工在酒桌上互诉衷肠，一醉方休。在酒桌上，他屏蔽管理层，直接对话快递员，毫无拘谨，畅所欲言。
他表现的是关心和柔软，时常看不得兄弟们受苦。他会当场要求提升基层员工的福利，要给基层员工装空调，调整员工宿舍人数，给员工上社保，要让兄弟们能在县城买上房子。虽然做不到有求必应，但多数时候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打破HR的规定，任性地满足兄弟们并不过分的要求，面对兄弟们的鼓掌叫好，刚刚豪情万丈的脸颊上也立马浮现不好意思的娇红。
这可能是刘强东出于直觉的同情使然，但客观效果却让人玩味。在基层员工眼中，公司作为一个抽象的法律实体已不存在，管理层作为公司的中间甚至成为可疑的压迫者，而只有刘强东一个人是真正的救世主。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小站练兵，清廷腐败严重，军中足饷竟然成为最为奢侈的事情，袁世凯只做一件事，亲手给官兵发银子，不仅边发银子，还要问这是谁的银子，要为谁办事情，官兵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喊出这是袁的银子，为袁世凯效劳才肯罢休。也正是因此，在袁世凯离开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指挥得动北洋六镇。
刘强东对于中高层员工似乎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感。甚至在央视的镜头面前，刘强东和中层吃饭时，也没有表现出对底层员工的一样亲和力。当他得知副总裁杜爽怀孕时，他也只是不咸不淡地说了恭喜，语调阴冷地嘱咐道，“像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请假休息一下。你们休假也是给其他兄弟们一个机会，不要觉得公司离开了你就不行了”。
这段话在网上引发网友无数种解读。无论如何，刘强东对于中高层的不信任感是出奇地明显，反贪腐、反山头和反官僚是悬在京东中高层头上的三支达摩克利斯之剑，仿佛是对腐败分子憎恨的代入。土派和洋派之争也是一场的激烈权力平衡术，还有之后对于管培生的三天热度，高层内部岗位轮换也是“八大军区对调”的味道。
韦伯将权力的合法性分为三类，卡里斯玛式、法理式和传统式。传统和法律的合法性都是非人格化的合法性，要么来源于历史中漫长形成的传统，要么来源于理性制定的法律，对人都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机制，但是卡里斯玛氏的法律则是人格化的，它不来自于制度或是传统，而来源如神迹般的个人成就。它是凌驾于传统和法律之上，这意味着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也必须通过越过法律和传统来证明自己之高无上的地位。
恩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这是企业领袖本能地践踏规则的重要原因，即使他们本人就是规则建立的主要推手。管理层也成为依附在刘强东权威之下，这是一种极其深度的捆绑——朕即天下。
刘强东看到了自己不足， 三番五次去美国学习，希望能弥补缺陷。《财经》曾写过《刘强东回来了，京东就回来了》，感叹刘强东的回归再造了京东。但刘强东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只是在沉默地注视京东，天下安危仍旧全系于一人。离开时，刘强东也给高管定下了任务，赛道已经锁死，执行层权力的下发没有实际意义，无非是将一切问题行政化。
将此归结为“职业经理人的懈怠，企业官僚主义杀死创造性”毫无意义。其实死结就在于刘强东离开时，权力结构本身就是相对平衡的结果，他并不想打破企业的现状，也没有作出相应人事权力的安排，这样的游离无意义。
不独京东如此，万科的真正改变也是在王石真正出局之后才完成。王石曾经说放权的根本就是以前做90分，容忍其他人做80分，言下之意便是自己高人一等，分身乏术，不得已放权。结果到了宝万之争时，才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大的缺陷就是来源于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怠慢大股东华润，低估野蛮人宝能，如果不是董明珠的呼吁惊动决策层，万科早就成了宝能的囊中之物。
但王石之下，郁亮是有存在感的。王石在游学和爬山时，郁亮一直是一个相对稳定而突出的核心，而且在不紧不慢的谋求向金融地产转型。这也是万科公司治理合理的价值体现，也是有人愿意在王石进退失据，口不择言之后，依然支持万科管理层的原因所在。万科在中国公司现代化治理进程中太过珍贵，有识之士愿意守候，冒险发声。
但京东没有所谓的公司治理。所以，即使在公司出现刘强东涉嫌强奸的性丑闻，身陷舆论风暴的和巨大的司法风险时，才发现原来公司根本没有候选人，根本也不能也无法进行有效切割，只能被刘强东裹挟；在董事会层面，京东居然有“除非刘强东主动回避，否则不得举行董事会”的条款，而刘强东掌握80%以上的投票权，也使得员工、管理层、董事会和股东对他的制约完全形同虚设，公司治理完全被刘强东瘫痪掉了。
面对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京东的股东、投资人和员工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眼睁睁看着百亿市值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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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京东上市前夕，刘强东和柳传志、雷军等人举行闭门会议（也就是股票推介会），他在回答企业最大的风险时谈到：
“企业规模大了最大的风险，我觉得来自创始人。京东在战略上由我独裁，我们的战略能不能及时到位，或者说战略错误都可能导致企业的失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风险。”
但现在看起来，刘强东确实意识到独裁的风险，不过他仍旧认为那是能力问题，他简单地认为风险只是战略上的独裁，而非权力上的垄断。这种绝对的权力垄断不仅带来体制的僵化和独断，也导致个体的道德堕落和认知失调。
10岁时，身为班长的刘强东曾带领全班同学，去镇政府的公社大院看电灯，他们好奇地讨论什么是电，但也只能远远地望着，心潮澎湃；初中毕业，刘强东负气出走到南京，这次出乡关，终于让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世界高楼林立，37层的金陵饭店灯火辉煌，当年乡下遥望的灯泡，渺小而可笑；时代的潮流涌动，凭借个人的奋斗，他终于考到了北京人大读书，为了赚钱，他只能在深夜不停地抄信，能陪伴他的只有走廊上的灯；后来，刘强东恰逢其会，进入互联网，赶上了历史的进程，终于站在浪潮之巅。自此之后，他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成为闪光灯捕捉的主角。舞台也渐渐变大，在纽交所敲钟，在哈佛的演讲，在媒体面前谈笑风生，面对闪光灯开始逐渐变得习惯，变得放松。
直到2018年9月1日，在明尼苏达， 身穿橙色囚衣的刘强东，一定会对警局的闪光灯印象深刻。不知道，在警方按下快门，闪光灯亮起时，不知道是否回想10岁遥望过的镇政府门口的那盏灯，是否如此肯定告诉少时的自己，当了村长就真会把猪肉分给大家；是否当了宿迁的县长，就真的能够成为刘“青天”？
还是，对他自己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