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哈划重点：五六年前就已经有了MGC的内容生产方式，那会儿其实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现在，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现象级的东西更加确切地定义，就不能叫MGC了，应该叫AIGC，即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它是一种突破性的技术，它的自由度高，边界被打破了。ChatGPT的热潮，就是以用户需求、用户兴趣作为它功能展示的逻辑起点，这也是未来数字虚拟人发展的方向。】
“未来将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媒介产品、媒介服务、媒介现象，背后都有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
正当ChatGPT讨论甚嚣尘上之时，「广电独家」对话了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喻国明。
在他看来，这款产品真正的突破在于它呈现出的对关系因素、情感因素的学习和融合。虽然互联网企业在过去一年面临不小危机，但却都在人工智能领域呈现出加速布局的态势。
与此同时，喻国明认为，ChatGPT还面临着内容肤浅、监管治理两大难题。对于其应用，他目前的想法是在中国极为广大的to B市场。
在人工智能加速布局的同时，喻国明也提到，web3.0、元宇宙、游戏是未来社会的三个重要元素，而像游戏等现在被视为娱乐的应用，完全可能构成未来传播当中舆情治理的新场景。
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喻国明
▍互联网企业面对危机，加快布局人工智能
「广电独家」：虽然一些互联网产品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整个互联网似乎并没有得到更快的发展。您对这种情势怎么看？
喻国明：互联网这一年发展得很艰难。虽然按道理讲疫情期间线上需求应该比正常情况下更活跃，而且从之前的SARS到历次相关事件都孕育了头部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契机，但这一次不同。一是疫情持续的时间太长，其间经济也在下行；二是头部公司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持续面对整治，压力较大。这就导致互联网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知所措。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原来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现在的位次恐怕已经下降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总态势。越是在国外业务增长迅速的公司，遇到的压力越大。西方在处理有影响力的大平台时是不会完全按规则出牌的，甚至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互联网企业现在面临的危机蛮重的。
「广电独家」：有哪些您认为国内互联网企业“蛰伏”在做且成绩不错的产品或应用？
喻国明：这一年国内互联网公司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更大，发展速度加快。百度释放了一些先机，其他公司也不是吃素的，腾讯、字节跳动都有类似的布局。
这方面还是需要看技术延续，因为像人工智能，尤其是大规模的深度学习，除了要有资金投入和技术实力，还有一个数据积累的因素。谁在这个方面做的时间更长、更持久，数据库更好，谁的发展就更有先机。
▍ChatGPT是划时代的，但仍面临两大难题
「广电独家」：最近ChatGPT很热，您认为它的智能程度达到了什么层面？
喻国明：它的底层技术并不复杂，研发逻辑也相对清晰，在深度学习或逻辑方面有独到之处。
从科技应用的一般角度而言，越简单的东西，它的开放性和可功能化的程度就越高；越复杂的东西，适用的边界反而有局限性。
五六年前就已经有了MGC（编者注：机器生产内容）的内容生产方式，那会儿其实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
现在，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现象级的东西更加确切地定义，就不能叫MGC了，应该叫AIGC，即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它是一种突破性的技术，它的自由度高，边界被打破了。
其实过去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当中已经表现出超常智能了，当年的深蓝、后来的AlphaGo在某一特定领域远远超过了人的智能，大家早见怪不怪了，但是它们很难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而现在ChatGPT之所以让人刮目相看，成为热议对象，就在于它没有边界设定——聊天内容本身涉及方方面面，人类的社会实践边界有多宽，它涉及的内容、范围、逻辑就能延伸到什么地方。
它打破了人工智能过去有限度、有圈层的状态，呈现出突破边界的自由度。
按照现在披露的消息，它的深度学习过程是通过提供三个方案，让它在其中作优选，从而学会人的价值逻辑、思考方式、优先等级。过去的人工智能更多是理性逻辑的表达，重大缺陷就是没有人的情感，没有人的关系因素的引入，而这一次真正突破的是它呈现出来对关系因素、情感因素的学习和融合。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人工智能都有“讨好型人格”，它是围绕你、满足你的，不会跟你违和，会尽量了解你的身份和喜好。它开始有了亲近性，有情感的共振性。
「广电独家」：我国当前互联网应用环境是否可以达到对它的充分运用、良性运用？
喻国明：我觉得它的发展可能有两个问题。
一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觉得它的回答质量高。中文里有很多肤浅或浅层的、有些游戏性质的一种回答，虽然它回答得比较巧妙，但它的“话术”是世界复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然后把两三种看法都列出来，告诉你人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应对尖锐冲突，它尚可居间，选择不至于激怒人的表达方式，但如果大部分人都有某种倾向性的、比较一致性的观点，它就会倾向于用某种观点来回答你，以表现出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关系正确。
现在它性格里边有太多“驯服”的成分，但事实上就像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光靠驯服是不够的。人工智能毕竟不是宠物，如果要作为未来人类助手的话，它需要有自己的个性，需要有自己的坚持，需要有自己的感受。目前表现出来的情感属性、关系属性方面，“舔狗”型的表达多一些。
我理解这是它初步进入人类实践话语场景当中去的一个策略。之所以在中文的表达当中显得比较肤浅，是因为它用于学习的文本质量不高。
简体中文区有大量学术性、科学性的版权是不开放的。这样的学习有很大风险，就像Siri作为最初可对话的人工智能出现时甚至被人给“带坏”了，慢慢地会说一些脏话，就是因为它面对的素材库比较肤浅，深刻、严肃的表达很少。因此它在中国作为人工智能的学习，观点构造的层次性是受限的。
第二就是在舆论治理上，我个人也有担心。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娱乐对象来处理，没问题，可一旦正式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比如跟新闻资讯、社会表达相关的时候，就要面对监管部门的要求。这对它将是巨大的考验。
我有一个想法：人工智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更大程度上是它对各种技术的智能化转换。
所以在中国，类似ChatGPT这种技术，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比如从文字转化为视频，或者配上合适的音乐，进行某些自动化的剪辑或创作，又或者做某些用户服务系统的优化等to B的业务，可以引入各种各样的to B业务环节中去。而且在中国，这方面的应用市场也比较大。
现在看，西方在to C产品应用上可能会比较先行先试，但在中国to B业务反而有一些独特的发展可能。这也就决定了在类似技术的发展上，东西方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
但我们必须要说，这种人工智能都是建立在to C基础上，需要通过大量的社会需求、社会文本、社会表达、社会实践、逻辑关系的学习，形成智能化的知识基础。所以无论如何，to C的基础如果长期不开放，也会影响到to B业务的深度和功能价值的继续深化。
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目前我们对于这种突破性的技术发展逻辑还需要深度研究，要梳理这种技术的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才能进行价值判断，才能对它进行预测，所以我们团队可能至少还要三个月以上才能得出初步结论，我们还不着急对这些事情作系统性的回答。
技术发展是很迅速的，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对它的认识就像ChatGPT的回答一样，今天是一个答案，明天可能又有所不同。目前我们只能说，从人工智能发展阶段来看，它是具有划分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的。
「广电独家」：那ChatGPT有可能运用到新闻生产中吗？
喻国明：它现在的问题是不辨真假，对真实度要求很高的新闻只能将它作为参考。
它的应用可以限定在类似体育新闻、娱乐新闻，或是财经新闻等与数据相关的类型上；或者为新闻内容加音乐、图片，对文字进行润色，使一个视频或音乐更加流畅，改变风格，等等。后者是与人的接近性、愉悦性相关的一种优化方式，跟意识形态安全没什么关系。
这方面的应用，或许也会在司法领域、证券交易领域体现，只要数据和算法就能进行相应的规则处理，这些领域当中大量的人力可以省掉。当然，此前人工智能对初级资料的整合、算法的替代方面都已经非常强大了。
▍web3.0、元宇宙、游戏是未来社会三元素，基于场景之“秀”将日益活跃
「广电独家」：就您看，近两年用户在互联网中的权力是变大还是变小了？
喻国明：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们现在强调的web3.0、元宇宙、游戏，是我认为未来社会三个特别重要的要素。
元宇宙是未来社会发展总体结构的一种样态。web3.0是讲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的权利基础是由什么方式决定的，在哪些方面拥有权利，以及人如何作为个体加入到社会互动和利益分配当中去。
web3.0是社会权利的基础，这有点像当年工业社会开始之后西方宪法纷纷载入“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
我们一直讲未来是数字文明社会，但权利基础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解决。比如说现在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内容，所有权是不属于你的，你可能只是“免费劳工”，而这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互联网平台在提供服务的初期，为了维系会投入经费，但当个人的贡献、数据、创意逐渐成为平台之上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资源的时候，如果不能保证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那么个人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出来，而这是未来价值创造的前提和基础。
游戏是未来社会连接方式的基本模型，因为它有很多全新的、升维的媒介能力。过去的游戏可能只是提供信息，并不能让你去体验、去实践、去反馈、去操作。孔夫子讲“学而时习之”，了解知识，还要体验和反馈，才能成熟和成长。现在只有游戏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二，游戏也是跟未来数字文明社会虚拟和现实混搭的社会现实最为匹配的一种媒介形式，能够毫无障碍地形成对于虚拟、现实的连接，这是目前其他媒介形式做不到的。
第三，它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可预言”。过去我们常说“人生只有直播，没有彩排”，但游戏可以——它可以搭建场景，让人们用上帝视角去预期某种政策、规则的改变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使整个社会实践、社会探索的成本巨大降低，人们选择的丰富性、有效性都有巨大提升。
这就是游戏。所以游戏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主流，或许会成为连接社会各方面的核心媒介，或者叫主流媒介。
「广电独家」：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类似游戏、VR内容，甚至元宇宙，这些现在被我们看作“玩意儿”的东西，其实有可能构成未来传播当中舆情治理的新场景？
喻国明：是的。过去我们的传统社会实际上是由绝对的利益关系构建起来的，而在未来社会中可能是“趣缘关系”。
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当中，社会组织、社会连接、社会的基础性资源是不一样的。从原始文明时期的亲缘关系，到农耕文明时代的地缘关系，再到工业文明时期的业缘关系，直到后工业化世界即数字文明时代开始靠趣缘关系——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爱、追求，同样的生活品位，会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群聚集、价值选择。
这些靠过去纯粹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不够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来形成对社会的总体把握，这种情况在数字文明时代变得更加复杂了。收入高的人就一定怎么样吗？博士学历的人想法就都一致吗？不是的。
现在我们会看到某一社会人群内部的分裂，比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分歧一点都不小。所以用传统的社会分析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缺乏解释力，或者说在大部分问题上缺少协调治理能力，而关系的选择、情感的选择可以形成人们之间的一种协调。
无论是政策治理还是社会的组织和协调，更大程度上要对圈层、对人们的趣缘关系有客观和整体的把握，这不是简单的利益法则可以解决的。
「广电独家」：记得当年百度贴吧火爆一时，那会儿大家已经认识到了互联网上的趣缘关系。就您看来，这些年的圈层化或趣缘关系是一种重新崛起，还是发展程度上的不同？这种趣缘关系未来会形成公共领域吗？公共领域依托理性，它跟情感传播会形成怎样的关系？
喻国明：只要有互联网存在，人们的关系就有更多可能性，只是说当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社会发展到怎样的场景下，某种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权重是不一样的。
人们的社会交往至少分成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同性相吸，趣味相投的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聚集起来，发展自己的个性，有一种释放空间。另外一个维度，毕竟人是社会交往的动物，不但自己要跟别人交往，不同群体之间也需要交往，也就是“破圈”的沟通互动系统。两个维度同时存在。
作为一个普通个人，可能更关注前者；但作为社会管理者，或者说一个圈层的关键少数、意见领袖，可能更关注如何去跟其他圈层进行协同，来放大自己的影响力。
数字文明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横向的连接沟通。无论对于市场的组织者还是社会的组织者，解决横向连接、“破圈”连接的问题会变得特别重要。
过去我们讲到“秀”，是一个在中文既有观念中比较负面的词，通过表演来迷惑、欺骗大家，但在我看起来，“秀”可能会成为未来社交当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形式。
因为所谓的“秀”，就是把自己的观点、主张借助大家都能接受的表达形式来实现。它是不同圈层、不同社会人群对于某个语义、某个内容的分享能力。“秀”的能力强，就是让大家都能心领神会，都能同频共振。
当然，跟“秀”关联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传播要素、传播模式，也会在未来基于场景的传播学应用中日益活跃起来。
▍主流媒体是“质媒介”，应做互联网生产力的构建者
「广电独家」：2021年您曾经讲元宇宙还在“神仙会”阶段，2022年虽然讨论的声音冷静了，但实践上的新意不少，主流媒体都很跃跃欲试。
喻国明：我们过去老讲融合，其实很大程度上融合只是过程当中的一个手段而已，它并不是目的。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融合当成了目标、目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于传统媒介或者传统主流媒体来说，目前而言，它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自我定位，就是我们不是流量媒介，我们是一个质媒介。网络平台是一个量媒介，如果我们跟网络平台去作量的竞争，我们的技术比不了，人家的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我们也比不了。
网络平台相对是开放的，只要在公序良俗和法律之上，什么都可以。价值媒介不要去做这些，而要追求自身的专有价值。价值媒介就是有选择，有品质就要拒绝，有些东西我作为，有些我不作为。
所以主流媒体必须要对所处的地位有新认知——在社会生活当中，到底哪些是网络平台不能做，留给我们做的？只有找到专属于自己的角色扮演，我们才能跟网络平台有更良性的关系。现在有很多人非要跟网络平台去作流量竞争，我想这是对未来社会传播构造中自然生态体系的一种对抗吧。
未来社会更像一个自组织化系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有统一的中心去计划和控制。这种自由的运作空间里边有一个“基模”，或者“模因”，刚开始可能很微小，但它信念执着、方向明确，就会在过程中形成对于整个社会的卷动，形成自主社会中的“涌现”现象。
成为社会潮流的构造者、引领者和推动者，这才是主流媒体在未来社会当中发挥自己骨干作用的关键所在。
换句话说，主流媒体应该是对互联网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的一个组织者，一个利用者，一个构建者。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不能够对互联网的技术，对它所释放出的巨大传播能量善加利用，并转化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追求，不能将它作为一个可协同的同伴，你就不能成为未来的主流媒体。我想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广电独家」：您觉得数字虚拟人有可能成为一种趣缘媒介吗？目前看虚拟主持、虚拟主播、虚拟偶像很多，但玩法和真实世界没有太多差别。
喻国明：现在很多新闻单位都有虚拟主播，但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技术的炫耀，没有真正看到数字虚拟人到底能干什么。
现在已有大城市用数字虚拟人作为“人形”人工智能，帮助人们接入物联网，或者说接入未来的数字文明社会，也就是替代今天的谷歌。未来，它们不仅可以完成对资讯的查找，还可以将你带入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生活体验当中，进行场景的分享和知识的萃取，也就是作为未来社会的搜索引擎或者连接节点。
比如“数字航天员”，它可以从空间站拍回宇航员是怎么生活的。这当然很好，但需要进一步认知未来的数字媒介是以用户为主权的。
换句话说，你如果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人，能不能让用户以自己的意志决定要看什么。比如我想通过航天站看看太空是什么样的，几点钟能看到月亮，几点钟能看到地球，地球上某个空间是什么样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定万众瞩目。
ChatGPT的热潮，就是以用户需求、用户兴趣作为它功能展示的逻辑起点，这也是未来数字虚拟人发展的方向。
目前的数字虚拟人能做到的还很有限，都还不是用户逻辑，不是互联网的基础逻辑。一个东西之所以能够创造价值，一定是能给用户的自由度带来增益。
▍元宇宙还在“负7.0版本”，人工智能是2023年最重要趋势
「广电独家」：在您来看，2022年互联网在元宇宙的探索上达到了怎样的层次？
喻国明：元宇宙离我们还很远，虽然理论界现在没有太多的判断性说法，但是业界有比较成熟的普遍共识，就是“负7.0版本”。
为什么是7而不是其他数字？
这是基督教文化中引申出来的。基督教讲上帝创世用了7天，7就是极数。“负7.0版本”是一个比喻性说法，指现在离元宇宙社会的整体到来还有十万八千里。这是对元宇宙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判断。
元宇宙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物理性质的东西。今天有的东西很多都是入口性的，或者基础建设。比如智能网联汽车，当越来越趋向无人驾驶，那我们的汽车驾乘空间一定会被生活空间所充斥，所以如何在智能网联汽车中加入特有的生活空间或连接要素，可能就是未来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中的一个全新命题。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游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纯粹娱乐型的游戏。大概5年前，西方游戏界出现了“健康游戏”，或叫“功能性游戏”。它设立场景或规则是为了帮助人们学习社会知识、社会规则，体验人生、体验社会，甚至可以在场景中创造、创新，这就是功能性游戏。也就是说，游戏能够在社会性、产业性、经济性价值获得方面有实际功用。
还有数字藏品。过去的数字资产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它的破坏性太强，会对现有金融秩序形成巨大挑战，但是数字藏品不一样，它的货币属性被大大降低，更大程度是展示文化属性，也就是趣缘属性。在我看来，任何一个能够跟人们的生活形成连接的象征物都可以成为数字藏品，它从纯粹物质价值角度来说可能一文不值，但却能勾起某种意义。
现在的数字藏品有三个层次。
一是可以卖钱，是特别初级的功能，靠它是赚不了大钱的。
二是可以作为企业文化的载体，比如某个企业在周年时把一些记忆性的事物做成数字藏品，发放给有兴趣的人，做成企业文化、企业品牌的宣传，现在这种功能还比较有限。
第三就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媒介，把具有同样属性、趣味、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的人再组织。如果这样的数字藏品增多，对于碎片化社会的再聚拢会很有效。
「广电独家」：去年我们看了很多命名为元宇宙的VR空间产品，很多“VR版xxx”都跟元宇宙概念直接等同了。实际上，2022年也是PICO、Quest Pro等VR厂商/品牌迅速崛起的一年。是不是VR的技术已经成熟到可以临门一脚了？
喻国明：VR是典型的虚拟现实的一个体现，人们都想体验一下元宇宙到底是个什么，那么VR就是一个最具象化的体验方式。
但是现在VR还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对于现实场景的沉浸性还受到硬件技术的很大限制，无论是从传输速度还是硬件装备来说，视觉感受虽然也有很大提升，但还有隔着一层玻璃看世界的感觉，因此它的沉浸感实际是不完整的，或者说质量有差异，而如果想把它提升成4K、8K，现在的设备支持不了。
我们做VR大赛的时候，一般的笔记本电脑运行4K的VR都很难，必须要用台式机来做才能比较流畅，更不用说8K了。
二是互动。目前能看到的游戏是既定场景、既定规则当中的互动，如果真正沉浸式地进入非游戏场景的虚拟现实当中，互动还很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VR，很大程度上还是360度的沉浸式场景构建，而不是互动反馈。
「广电独家」：您觉得2023年互联网会给传播领域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喻国明：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它将在新闻传播未来的全部环节加速渗透。
很多类似媒体大脑、传播大脑等应用、算法，还需要有更高的人工智能模式去进行一些改造，而这无疑会成为未来一年媒体界发生的最重要改变。
我们可以预测的是，未来将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媒介产品、媒介服务、媒介现象，背后都有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