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哈划重点：作者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在人类与非人类的“接触地带”，包括作为“近人类”的动物，作为“准人类”的机器人和作为“超人类”的人工智能。在AI时代，真正需要审视的或许不是技术的本质，而是人类自身对“造神”的永恒执念。】
在AI时代，真正需要审视的或许不是技术的本质，而是人类自身对“造神”的永恒执念。
面对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不断出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模糊。这些技术革新不断抛出新的问题：我们是否正站在一场道德变革的临界点上？技术是否正在将我们推向一个“后人类”的乌托邦，抑或是通向灾难性的“奇点”？人类学家韦伯·基恩（Webb Keane）于2025年出版的新作《兽、机、神：我们为什么反复爱上非人类》（Animals，Robots，Gods：Adventures in the Moral Imagination）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人类与非人类的“接触地带”
基恩认为，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道德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就已经与动物、神明等非人类或超人类存在建立起复杂的互动。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20日，日本千叶县，当地光福寺为不同年代的上百只机器狗举行葬礼。
在第一章中，作者聚焦于无人驾驶的道德伦理困境，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具有选择能力的无人驾驶汽车，能否被认为是道德主体？或者说能否被视为造成行人死亡的责任人。让-弗朗索瓦·博讷丰（Jean-François Bonnefon）是无人驾驶算法的设计者之一。为了设计无人驾驶汽车在极端事故中如何进行抉择，博讷丰开发了一个在线游戏“道德机器”。玩家会面对各种自动驾驶汽车发生致命事故的情境。通过选择让汽车急转弯还是保持原路行驶，玩家可以决定让谁被撞，让谁得以避开。这款游戏迅速走红，到2020年已有数百万人参与。然而，基恩认为，一旦一部机器能够决定人类的生死，“这就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他通过梳理老挝佛教仪式中将卡车而非司机作为祝福对象，揭示了机器以及其他非人类的物品同样具有道德属性。此外，基恩引用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关于马达加斯加土著社群拒绝参与“电车难题”道德实验的研究指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社会互动来应对道德困境，诸如交流对话、倾听彼此观点、梳理各种可能的选择。因此，关于道德与伦理的讨论，不能孤立地在思想实验中进行。扎根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社会关系之中，才能真正反映人类如何作出道德判断。
韦伯·基恩（Webb Keane）是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的著作涵盖了社会文化理论、东南亚民族志等一系列主题。研究兴趣涉及宗教与伦理、符号学与语言、物质文化等。
作者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在人类与非人类的“接触地带”，包括作为“近人类”的动物，作为“准人类”的机器人和作为“超人类”的人工智能。在考察这些“接触地带”的民族志中，作者试图揭示人类道德伦理的变革潜力。在研究方法上，有别于沉浸式民族志田野调查，基恩的研究更多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特质。从硅谷到亚马孙雨林，从印度的动物保护者到日本拥有机器人的家庭，作者综合借鉴跨越多种文化的人类学民族志，揭示了不同社群如何界定“人类”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基恩融合哲学、历史学的思想资源，探究不同文化在面对动物、机器、灵体与新技术时，如何协商伦理难题，进行道德建构。通过这些丰富的资料和新颖的见解，基恩意在论证道德主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常常在这些边界关系中被塑造。
在第二章中，作者将目光投向了医疗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案例，以及医疗技术革新带来的人类与机器新关系的变革。基恩指出，在现代医学技术背景下，生命的终结从“自然命运”变成了一种伦理选择。通过参考多地民族志调查资料，包括美国、泰国、日本、埃及、越南，作者展现了不同文化如何理解“生”与“死”的边界，以及在面对植物人、器官捐献、临终决策等情境时，人们如何在第一人称的情感立场与第三人称的科学、宗教或法律视角之间不断转换。本章强调，“人”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与技术、身体、灵魂和亲情的交互中不断地协商与重塑。
人类认知与情感的延伸
第三章探讨了人类如何在不同文化与生活方式中，将动物视为“近似人类”的存在，并据此建立起复杂的道德关系。作者首先指出，西方动物权利话语常以理性或感知能力为标准决定动物是否具备道德属性，而这种思维忽视了全球其他文化中人与动物更为丰富、情感化甚至神圣化的互动方式。在印度北部的乌塔拉坎德邦，村民将山羊视为亲人。即使山羊最终被祭献，也被认为是在履行一种爱的回报；在西伯利亚，尤卡吉尔猎人通过模仿猎物，与之产生精神认同，认为猎物是“自愿”牺牲。同样，在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社群中，动物被视为拥有自己视角的“人格体”，猎人与猎物之间的互动充满道德张力，甚至会引发羞耻与悔恨。狗和马的训练也体现出类似道德结构：命名、呼唤与回应，构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动物成为有责任与回应能力的道德主体。作者认为，拟人化并非只是内心情感的投射，更是一种敏锐的伦理感知方式，促使人类意识到动物作为“你”而非“它”的可能性。因此，基恩认为，道德并非抽象原则，而是在具体实践、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中生成的关系伦理。一旦人与动物建立起社会关系，便无法再以道德中立的方式对待它们。
赛博格（cyborg）：
作为“控制论生物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缩写，赛博格是一种生物体与技术装置的混合体，通常将机械或电子部件整合到生物体中以恢复或增强其能力。该术语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尼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S·克莱恩（Nathan S. Kline）在太空探索的背景下提出。赛博格的概念在科幻作品中十分常见，著名的例子包括《终结者》和《机械战警》中的角色。在本书中，作者将赛博格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依靠生命维持系统生存的重症监护病人、植入心脏起搏器或假肢的人，甚至包括电子产品成瘾的人。他认为，这种交互引发了关于依赖、自我和控制的问题，在这个世界里，工具越来越多地代表我们的行动、思考，甚至感受。
2018年7月22日，黑龙江佳木斯，街津口赫哲族乡第三届“呼日堪”文化节盛大开幕，举行萨满祭祀仪式。呼日堪节又称神树节，通过祭拜神树来表达对万物生灵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
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如今却受到机器人、人机合体等准人类的挑战。于是，在第四章中，作者首先讨论了“赛博格”的概念，指出我们早已与技术深度融合，ICU病人、戴助听器者或沉迷赌博机的用户，都是人机融合的一种体现。技术不仅是身体的延伸，也可成为认知与情感的补充，甚至改变我们的意识与自我认知。“恐怖谷”理论说明，当机器人太像人类但又不完全一样时，反而会引起不适与恐惧。但不同文化对此反应各异。例如，日本受神道教影响，更能接受人与物之间的通灵与亲密关系，机器人常被视为家庭成员，甚至有寺庙为“死去”的机器宠物举行葬礼。而在西方社会，人们试图规范机器人的行为，以防“伤害人类”。面对人类对机器人产生的情感投射，有人将其批评为“恋物癖”。但作者借助印度等地的案例指出，人们对“非人存在”表达情感与尊重，是一种具有文化想象力的社会互动。作者提醒我们，人机互动的道德意义不在于机器本身是否具有人性，而在于我们在互动中如何反思、塑造自我。
在第五章，作者首先通过图灵测试的社会属性揭示了一个关键悖论：我们判断AI是否具备“人性”的标准，恰恰建立在人类特有的社交能力之上。这种评判机制本身就暗示着AI可能获得某种“类神”地位。如同古希腊的德尔菲神谕，现代AI通过算法生成“神谕般”的文本。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的研究更是指出，人们会不自觉地赋予AI以“神性”特质：其不可预测的算法如同神意般难以揣度，海量的数据处理能力堪比“全知”，而无实体的存在方式则呼应了传统对神灵“无形无相”的想象。通过将AI与灵媒、占卜等跨文化宗教实践进行类比，作者揭示了人类认知模式的延续性：无论是面对ChatGPT生成的文本，还是萨满的通灵仪式，人类都倾向于为不可理解的现象建构神圣叙事。这种认知机制使得AI的不透明性不再是技术缺陷，反而成为其“超自然权威”的来源——正如信徒不会要求神灵解释其旨意，普通用户也常对AI的决策过程保持“虔信”态度。然而，这种“数字神性”的伦理困境在于：当AI在司法、医疗等关键领域扮演“数字神明”角色时，人类既期待其超越人性的公正，又恐惧其缺乏人性的冷酷。作者最终指出，AI的“神性幻象”实则是人类将自身对超越性的追求投射到了技术产物之上。这一洞见不仅解构了AI神话，更启示我们：在AI时代，真正需要审视的或许不是技术的本质，而是人类自身对"造神"的永恒执念。（责编：刘婕）
